书评
帝国沉浮的奥秘在内不在外
○作者 [美] 罗伯特·卡普兰 ○译者 韦盖利
《
青年参考
》（
2013年08月21日
32
版）
 |
《平衡：从古罗马到现代美国的经济学》（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3年6月，368页。 |
在经济学家看来，帝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总是出自内部，而与外来威胁无关。
在所有反对地缘、文化和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当中，经济学家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们声称，自己遵从科学的严密，而不是根据所谓文明发展的趋势给未来占卜。
在《平衡：从古罗马到现代美国的经济学》一书中，格伦·哈巴德和蒂姆·凯恩宣称，“正如德国的物理学和法国的物理学没有本质不同，中国崛起的经济学机理，跟日本和俄国同样没有不同。一个大而穷的国家飞速成长，终将触及生产力的边沿。”因此，中国虽然持续发展，它依然需要进行公共机构的改革。至于美国自身，我们面临的威胁并非源于中国或其他“可怕的对手”，而是来自美国内部。美国的衰退是真实的、实在的，但也是可逆转的。虽然当权者努力改革，谁也无法改变经济运行的原理，只能从现实中学习。
浓缩的帝国兴衰史
哈巴德是哥伦比亚商学院院长，凯恩则是哈德逊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他们研究了古罗马、中国、西班牙、土耳其、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帝国的历史，不对个人感情、成就和阴谋加以美轮美奂的记述，也不关心商业路线和自然资源，而是专注于记录政策失误。
本书指出，罗马灭亡不是因为占据太多领土或基督教崛起，而是因为钱帛的耗损、地中海谷物贸易的国有化和官僚主义的肆虐。与之类似，土地兼并、财产权僵化，加上军人和神父这些“没有生产力的职业”膨胀，导致了西班牙的衰落，更不用说驱逐几十万犹太商人了。奥斯曼土耳其亡于过度的政府集权和官僚阶层的寻租。至于英格兰，如果它能将公民权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海外属地，美国独立战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日不落帝国有望天长地久。
在相对较短的篇幅中塞进那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作者采用的是速记方式，偶尔会与史实相悖，或者令视角变得一元化。比如，戴克理先（编注：公元3世纪至4世纪初的一名罗马皇帝）并未如书中所说，建立“跟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一样的秩序”，反而通过创立分权制、小领主体系让出了部分权力，不仅如此，他还在去世前树立了自愿放弃帝位的先例。
同样，哈巴德和凯恩对15世纪中国的海上力量十分推崇，然而，强大的船队并不是明王朝仰赖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没有提到，在土木堡之战中被蒙古人击败后，明朝就开始衰落，再也无力复兴。这个疏忽削弱了本书“渴望领土征服并不是帝国崩溃的原因”的论点。
向保罗·肯尼迪挑战
实际上，《平衡》的主要意图，是挑战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的畅销书《大国的兴衰》中“过度扩张是大国衰落的原因”的观点。这是一次斯文的挑战，因为作者知道肯尼迪的主张仍然被学术界主流认可。他们反对肯尼迪所称的“军事冒险会造成高负债”，试图证明，让帝国衰落的不是“门口的野蛮人”，而是“内部的经济不平衡”。
在两位作者看来，更合逻辑的推论是，军事预算的减少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他们以20世纪的英美为例，指出，无论小布什发动多少次反恐战争，军费开支还是从上世纪50年代占GDP的10%，降到过去10年间的大约4%。将币值变化考虑在内，小布什发动的所有战争的累计成本不及二战的1/3，但美国当下的军事能力比那时候“强5到10倍”。
然而，因为作者们一味地运用统计数字对肯尼迪的理论进行攻击，他们错过了一个更大的、更微妙的关键点：对外战争会在无形中损耗国家的元气，尤其是让政治领导人的认知能力降低。最高决策者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他们忙着打仗，往往会忽略税收和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政府忙于处理大事，琐碎却重要的事情就排不上日程。今天的白宫主人应当知道，如果他大张旗鼓地插手叙利亚事务，即使成功，战争也会成为他第二任期余下时间里的日常话题，从而重蹈前任的覆辙。所以，虽然经济图表显示不出来，肯尼迪的理论仍是正确的。
内因决定强权的命运
但我们得承认，奥巴马的确应该把精力少花在叙利亚上，更应该多放在对既有体制的改革上。毕竟，美国的相当一部分债务跟历年来的战争有关，不能成功处理这些债务，则是因为“空洞的党派性”。两名作者认为，目前的党争源于根深蒂固的政治利益，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理念，也跟僵化的两党制度有紧密关系。哈巴德和凯恩希望看到第三党、第四党甚至第五党活跃起来——就像1860年的废奴主义者那样的小宗派。他们希望落实联邦制，限制中央政府权力，回归“诚实预算”；他们坚信，落实这些措施是回应“美国衰落论”的最佳策略。
诚然，哈巴德和凯恩并不打算指责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将美国拖入了“帝国式灾难”，但他们无疑是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中的一员，这些人都认为，决定美国强权能否延续下去的关键因素藏在美国内部，绝不是在国外。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外部威胁的确被高估了——中国和欧洲面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格局上面对的困境比美国要严峻；中东的骚乱和伊朗核危机对美国来说也不是燃眉之急；俄罗斯虽然有丰富的化石燃料资源，但它正滑向人口统计学的崩溃边缘；加拿大的页岩气与剩余的石油储备，则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能源独立。由此，即使哈巴德和凯恩告诉我们的帝国兴衰史仅仅是一维的，他们“聚焦于国内问题”的倡议依然有可取之处。
□美国《纽约时报》
在经济学家看来，帝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总是出自内部，而与外来威胁无关。
在所有反对地缘、文化和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当中，经济学家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们声称，自己遵从科学的严密，而不是根据所谓文明发展的趋势给未来占卜。
在《平衡：从古罗马到现代美国的经济学》一书中，格伦·哈巴德和蒂姆·凯恩宣称，“正如德国的物理学和法国的物理学没有本质不同，中国崛起的经济学机理，跟日本和俄国同样没有不同。一个大而穷的国家飞速成长，终将触及生产力的边沿。”因此，中国虽然持续发展，它依然需要进行公共机构的改革。至于美国自身，我们面临的威胁并非源于中国或其他“可怕的对手”，而是来自美国内部。美国的衰退是真实的、实在的，但也是可逆转的。虽然当权者努力改革，谁也无法改变经济运行的原理，只能从现实中学习。
浓缩的帝国兴衰史
哈巴德是哥伦比亚商学院院长，凯恩则是哈德逊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他们研究了古罗马、中国、西班牙、土耳其、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帝国的历史，不对个人感情、成就和阴谋加以美轮美奂的记述，也不关心商业路线和自然资源，而是专注于记录政策失误。
本书指出，罗马灭亡不是因为占据太多领土或基督教崛起，而是因为钱帛的耗损、地中海谷物贸易的国有化和官僚主义的肆虐。与之类似，土地兼并、财产权僵化，加上军人和神父这些“没有生产力的职业”膨胀，导致了西班牙的衰落，更不用说驱逐几十万犹太商人了。奥斯曼土耳其亡于过度的政府集权和官僚阶层的寻租。至于英格兰，如果它能将公民权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海外属地，美国独立战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日不落帝国有望天长地久。
在相对较短的篇幅中塞进那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作者采用的是速记方式，偶尔会与史实相悖，或者令视角变得一元化。比如，戴克理先（编注：公元3世纪至4世纪初的一名罗马皇帝）并未如书中所说，建立“跟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一样的秩序”，反而通过创立分权制、小领主体系让出了部分权力，不仅如此，他还在去世前树立了自愿放弃帝位的先例。
同样，哈巴德和凯恩对15世纪中国的海上力量十分推崇，然而，强大的船队并不是明王朝仰赖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没有提到，在土木堡之战中被蒙古人击败后，明朝就开始衰落，再也无力复兴。这个疏忽削弱了本书“渴望领土征服并不是帝国崩溃的原因”的论点。
向保罗·肯尼迪挑战
实际上，《平衡》的主要意图，是挑战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的畅销书《大国的兴衰》中“过度扩张是大国衰落的原因”的观点。这是一次斯文的挑战，因为作者知道肯尼迪的主张仍然被学术界主流认可。他们反对肯尼迪所称的“军事冒险会造成高负债”，试图证明，让帝国衰落的不是“门口的野蛮人”，而是“内部的经济不平衡”。
在两位作者看来，更合逻辑的推论是，军事预算的减少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他们以20世纪的英美为例，指出，无论小布什发动多少次反恐战争，军费开支还是从上世纪50年代占GDP的10%，降到过去10年间的大约4%。将币值变化考虑在内，小布什发动的所有战争的累计成本不及二战的1/3，但美国当下的军事能力比那时候“强5到10倍”。
然而，因为作者们一味地运用统计数字对肯尼迪的理论进行攻击，他们错过了一个更大的、更微妙的关键点：对外战争会在无形中损耗国家的元气，尤其是让政治领导人的认知能力降低。最高决策者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他们忙着打仗，往往会忽略税收和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政府忙于处理大事，琐碎却重要的事情就排不上日程。今天的白宫主人应当知道，如果他大张旗鼓地插手叙利亚事务，即使成功，战争也会成为他第二任期余下时间里的日常话题，从而重蹈前任的覆辙。所以，虽然经济图表显示不出来，肯尼迪的理论仍是正确的。
内因决定强权的命运
但我们得承认，奥巴马的确应该把精力少花在叙利亚上，更应该多放在对既有体制的改革上。毕竟，美国的相当一部分债务跟历年来的战争有关，不能成功处理这些债务，则是因为“空洞的党派性”。两名作者认为，目前的党争源于根深蒂固的政治利益，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理念，也跟僵化的两党制度有紧密关系。哈巴德和凯恩希望看到第三党、第四党甚至第五党活跃起来——就像1860年的废奴主义者那样的小宗派。他们希望落实联邦制，限制中央政府权力，回归“诚实预算”；他们坚信，落实这些措施是回应“美国衰落论”的最佳策略。
诚然，哈巴德和凯恩并不打算指责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将美国拖入了“帝国式灾难”，但他们无疑是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中的一员，这些人都认为，决定美国强权能否延续下去的关键因素藏在美国内部，绝不是在国外。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外部威胁的确被高估了——中国和欧洲面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格局上面对的困境比美国要严峻；中东的骚乱和伊朗核危机对美国来说也不是燃眉之急；俄罗斯虽然有丰富的化石燃料资源，但它正滑向人口统计学的崩溃边缘；加拿大的页岩气与剩余的石油储备，则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能源独立。由此，即使哈巴德和凯恩告诉我们的帝国兴衰史仅仅是一维的，他们“聚焦于国内问题”的倡议依然有可取之处。
□美国《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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