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巴托有两张面孔

    当21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草原民族的传统相遇，乌兰巴托便拥有了两张不同的面孔。

    环抱城市的群山上鲜花盛开，山下则是绵延数里的蒙古包——早在成吉思汗诞生前，这种简陋的小屋就是中亚游牧民族的传统住所，当然，那时也没有名为蒙古的国度。越过蒙古包的海洋朝更远处望去，高耸的写字楼和公寓正拔地而起，一台台吊车将长臂伸向天际，自行车、公交车、小轿车汇聚成缓慢移动的洪流，在乌兰巴托的大街小巷之间涌动。

    过去十年里，蒙古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尽管外国客人不少，这里仍是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人口只有300多万。行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很容易在沉寂中迷失自我。只有乌兰巴托是例外，整个国家的近半数人口定居于此。

    抵达这座城市的第一天，当地友人丹·贝利就告诉我：“乌兰巴托是蒙古最糟糕的地方。”渔夫出身的他，从前总是沿着人烟稀少的河岸跋涉，对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心存芥蒂，倒也情有可原。就我而言，这次蒙古之行也不是单纯是为其首都而来，事实上，大部分游客集中在乌兰巴托，仅仅是因为当地的成吉思汗国际机场，一旦休整完毕，就会尽快奔向郊外。

    然而，这里并非如某些旅游读本上宣称的那样一无是处。在街道上漫游了一个星期，我逐渐发现了乌兰巴托的两张面孔：代表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钢筋混凝土和拥挤的人群，与亚洲其他城市无甚区别；但如果给它机会，一个富有文化气息、魅力超凡的城市就会浮现。

    现代化来得有些太快

    1990年，蒙古摆脱了苏联的束缚。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来说，抗争不是什么新鲜事，倒是最近几年的经济崛起让外界颇觉意外；采矿业和房地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这与许多游人希望寻找的“田园牧歌”式的蒙古大相径庭。反映到乌兰巴托闹市区，这里整日烟尘滚滚，主干道拥挤不堪。百货大楼里范思哲专卖店的出口直通广场，广场上曾经矗立着一尊列宁塑像，只不过在去年10月，这尊塑像已被连根拔起，遭到拍卖。

    游牧之旅（Nomadic Journeys）旅行社的创办者简·威格斯，在乌兰巴托与家乡瑞典之间来来往往，已超过30年。即便在这位老江湖眼中，蒙古国首都发生的变化，仍然来得有些太快。单以住户的门为例，以前，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院落，作为运动场和花园，如今的住家则直接把门开在大街上。以前，街头巷尾到处是孩子，如今，街上已不见他们的踪影。谈到经济繁荣及其带来的无序，威格斯坦认为，乌兰巴托仿佛处在西方的20世纪50年代。

    的确，走进乌兰巴托市区没多久，我就意识到，这座城市处在一个繁荣的新十年的初始阶段：街道上的车辆多得超过了承受力，新兴的白领一族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饭店里到处都是快餐的广告牌。不过，广告的内容并非汉堡包或者炸薯条，而是羊肉包子或羊肉饺子；我喝的是带有咸味的牛奶，上面飘浮着一层油脂，吃饭直接用手抓，十指上泛着油光。这是缅怀蒙古传统文化的为数不多的方式——至少，我去往乡下前是这样以为的。

    饕餮中找回文化传统

    所谓的第二个乌兰巴托，时隔数周才完全展现在我面前。中间这段时间，我去了这个国家中部的大草原，夜宿帐篷，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斗争整晚；白天则骑着一匹刚刚被驯服的马，驰骋在与西伯利亚交界的山脉中。每一餐的主食都是带有软骨的羊肉，喝的是刚挤出来的羊奶，一切都是在毡房里围着冒烟的火炉进行的，充满了牧民的生活气息。

    回到乌兰巴托后，我不知为何来了劲头，开始走街串巷，寻找五花八门的特色饮食，其中有些并非本地出产，但也经过了改造，与蒙古民族“征服，进而融合”的文化相通。

    我的饮食之旅是从桑萨尔（Sansar）社区开始的，绕过一个巨大的摔跤场，在一处安静的社区，坐落着哈扎拉（Hazara）餐厅。哈扎拉是一个北方部族的名字，13世纪时，它的子民跟随成吉思汗的大军，参加了欧亚大陆上的无数场战役。松木和布帘将每一张桌子隔成独立的空间，旁若无人的我陶醉在香气扑鼻的豆蔻小羊羔肉中。这道菜非常讲究：先将羊羔肉浸泡在朗姆酒里，然后在一个大泥炉中慢慢烘焙；一起端上桌的还有茄泥——先把茄子、西红柿和洋葱捣碎，用辣椒和胡荽作调料，味道让我不大习惯，但难以忘怀。    

    市区东边的一处大集市名唤Naran Tuul，那儿什么都卖，皮毛做的帽子上装饰着狐狸爪，智能手机居然跟马鞍摆在一起。我在一家茶馆前停了下来，幸运地邂逅了一大盘面条拌羊肉，配菜是几根纯天然的胡萝卜，还有凉拌卷心菜和土豆沙拉，新蒸的馒头松软可口。

    两个世界相隔并不远

    当然，美食绝不是乌兰巴托惟一引起我兴致的东西。在大草原旅行期间，成群的马、绵羊、山羊和牦牛能充分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但只有到了乌兰巴托，才有机会更深刻地了解到让蒙古人如此坚韧的过去。城市本身的历史并不长，只有200年，没什么像样的古建筑；据说，值得这个国家自豪的文化传统，在首都存在前的几个世纪里反倒是最兴盛的。

    国立历史博物馆有力地展现了这方面的符号。这家博物馆设在苏赫巴托（Sukhbaatar）广场西侧的混凝土建筑深处，广场本身则是以“人民革命领袖”的名字命名。行走在用人骨制作的盔甲和说不上名称的巨大吹奏乐器之间，成吉思汗的声音似乎在耳畔响起：“听着，我的孩子们，我的生命如此短暂，无力征服整个世界，这项任务由你们来完成。”

    今天的蒙古比曾经的帝国缩小了15倍，可是对一般人来说，走遍它的山峦与草原依然属于天方夜谭。取而代之，我能做的就是去参观平日大门紧闭的国立野生动物博物馆，触摸这个国家原生态的一面。好不容易找到管理员，打开房门，灯光亮起，落满尘土的动物标本出现在面前，从咆哮的野狼、长着巨角的驯鹿、到瞪羚、野骆驼、戈壁熊……这些被遗忘的标本竟如此完美，也让人为该国如今不断萎缩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平添了几分惆怅。

    在我看来，蒙古人其实非常善于保护文化遗产，在兴仁寺（Choijin Lama）和甘丹寺 （Gandan Khiid）等地，17世纪的佛像熠熠生辉。如果他们能像保护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自然财富，这个国家将会更具吸引力，乌兰巴托也会更受欢迎。

    为期一个月的旅程结束前，我再度来到人流如织的广场，信步往西行走，穿过车水马龙的街巷，将层叠的蒙古包抛在身后，终于在一处荒草丛生的公墓驻足。四周的野花被风拂动，像是伏特加酒瓶碎片的东西在草丛中闪光。蓦然回首，地平线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依然灿烂夺目，其中一栋拥有200个房间的豪华酒店，用蓝色玻璃铺满了整个外墙；“永恒的蓝天”——诚如这座建筑物的风格，它的名字同样蕴含着人们对蒙古传统精神的流连。

    在这个国家，天蓝色的丝带随处可见，有些标记着宗教场所，有的系在山口的古树枝头，有的则在周围的墓碑上。我明白了，身后已存在了数千年的草原和面前崛起的现代化都市，平等地表现出蒙古的双重性格，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比想象得更近，它们相互渗透，无法分离。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