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费正清：制订对华政策，请先理解中国
作者 [美] 费正清 译者 闫亚婷 熊文霞
《
青年参考
》（
2013年08月14日
33
版）
 |
1934年，费正清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合影。 |
作为曾在华治学多年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承认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因此对美国政府上世纪40年代的对华政策颇多不同意见。
从1943年开始，我就认为中国爆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45至1946年间，趋于崩溃的中国城市经济，以及国民党的腐败及其对民众的压迫，更充分地证实了我的观点。后来，随着马歇尔的调停走向失败，让美国公众意识到不该继续支持蒋介石和他的右翼国民党人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国民党不仅忙着自掘坟墓，而且试图让美国跟着一同殉葬。
这正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的一个老问题——作为一个多元化政体的国家，如何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独裁政体打交道。中国的情况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曾经站在国民党一边，这个党派从早期很有希望的时候就有很多美国朋友。更重要的是，当时（编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正卷入一场针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显然不可能去取悦中国的共产党人。
在这种背景下，除了不厌其烦地为美国公众讲述中国历史，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呢？
中国革命的内在合理性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说的那样简单。我的态度实际上是比较谨慎的，赞同国务卿马歇尔富有见地的结论，即美国不应该再以亲国民党的姿态介入中国事务。而事实上，我们已经部分介入其中，包括帮助训练蒋介石的军队，为他们提供装备、物资和运输，甚至直接将海军陆战队部署到华北地区，防止苏联人捷足先登。
我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长篇文章，重点论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由主义信念与目标，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共在改善经济方面的努力。“我们难道不应该或迟或早地准备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达成协议吗？”
在为政府工作的5年里，我始终想要研究出一套理解中国政治的方法，同时弄清楚美国在对待中国革命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另一方面，我抵制共产主义的普遍性思想，后者宣称，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都是通行无阻的，甚至获得了一部分美国人的认可。最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往往被夹在了对抗的思想之间。
我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对美国是不好的，但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就导致我宣称，中国和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或“社会秩序”。于是，只有我这样的区域问题专家，才能理解此类中美文化差异方面的奥妙。我们能否把这种观念植入其他同胞脑中，让他们也能理解中美差异？这是艰巨的任务，但也是确保美国外交政策保持正确的惟一方法。
认知错乱令美国人迷失
如果要对中国革命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同时还要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剖析的话，单靠个人努力是无法实现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向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会反对中国革命，为什么我们会卷入这场对双方都毫无好处的对抗。
错误的根源，部分源于我们的认识。在美国社会上，引起争论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可以说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噪音”，对听众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无助于搞清中国的实际情况。仅以阶级问题为例，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后的国民党并不是为保护资本主义而存在，它只是一个新的派系，一个如同封建王朝一样掌握了中国的利益团体。这方面，中共的理论家也提供了错误的假设，把南京政府称为“资产阶级政府”，给外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淆。结果，在西方人的认知中，国民党被塑造成了一个守护西方价值观的盟友。
一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头面政治人物，如宋子文，自称是捍卫与华尔街相同价值观的资产阶级企业家，这更使得真相变得错综复杂。宋子文在中国的角色就如同鲍比·肯尼迪在美国的角色，在其兄长担任总统期间，此君身兼数职，成为多家银行以及美联储的领袖人物。想要在蒋介石治下的中国进行投资，只能直接通过某个政府代理人或官员本身，抑或在他们的保护下进行。中国的法律是不可靠的，私人关系才是必要的。
这一系列错乱背后的真实情况是：勤奋刻苦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根据19世纪欧洲的情况，对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了划分，但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几乎找不到能严格对应的阶层。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刘少奇，都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借鉴来了政治理论，这种借鉴的另一面是三民主义的失败。
我的观点被斥为“异端”
在1948年11月19日发表于《外交政策协会公报》的文章中，我进一步浓缩了自己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什么都别做！”
我的观点部分如下：
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也许是愤世嫉俗、冷酷无情的，经济上存在缺陷，受到莫斯科影响，同时也被许多中国人畏惧。但同国民党的政策综合比较，它依然是更可取的。
中国国民党崩溃的进程可能会不断加快，美国提供的援助不能阻止这一进程。……在争取农民支持方面，蒋介石有20年时间和共产党竞争，但他还是输了。
美国在关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上保持某种灵活的外交手腕，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与蒋介石继续来往的承诺，帮助其在华南建立立足点的做法，都会阻碍我们的事业。……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帮了俄国人的忙，但这并不等同于俄国人掌控了中国。我们必须接受的是，在中国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是真正的中国式的运动。
稍后，协会给我的回复称，我发表的是一种“近乎异端的观点，受到了广泛谴责”。
摘自《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13年8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作为曾在华治学多年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承认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因此对美国政府上世纪40年代的对华政策颇多不同意见。
从1943年开始，我就认为中国爆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45至1946年间，趋于崩溃的中国城市经济，以及国民党的腐败及其对民众的压迫，更充分地证实了我的观点。后来，随着马歇尔的调停走向失败，让美国公众意识到不该继续支持蒋介石和他的右翼国民党人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国民党不仅忙着自掘坟墓，而且试图让美国跟着一同殉葬。
这正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的一个老问题——作为一个多元化政体的国家，如何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独裁政体打交道。中国的情况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曾经站在国民党一边，这个党派从早期很有希望的时候就有很多美国朋友。更重要的是，当时（编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正卷入一场针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显然不可能去取悦中国的共产党人。
在这种背景下，除了不厌其烦地为美国公众讲述中国历史，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呢？
中国革命的内在合理性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说的那样简单。我的态度实际上是比较谨慎的，赞同国务卿马歇尔富有见地的结论，即美国不应该再以亲国民党的姿态介入中国事务。而事实上，我们已经部分介入其中，包括帮助训练蒋介石的军队，为他们提供装备、物资和运输，甚至直接将海军陆战队部署到华北地区，防止苏联人捷足先登。
我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长篇文章，重点论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由主义信念与目标，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共在改善经济方面的努力。“我们难道不应该或迟或早地准备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达成协议吗？”
在为政府工作的5年里，我始终想要研究出一套理解中国政治的方法，同时弄清楚美国在对待中国革命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另一方面，我抵制共产主义的普遍性思想，后者宣称，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都是通行无阻的，甚至获得了一部分美国人的认可。最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往往被夹在了对抗的思想之间。
我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对美国是不好的，但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就导致我宣称，中国和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或“社会秩序”。于是，只有我这样的区域问题专家，才能理解此类中美文化差异方面的奥妙。我们能否把这种观念植入其他同胞脑中，让他们也能理解中美差异？这是艰巨的任务，但也是确保美国外交政策保持正确的惟一方法。
认知错乱令美国人迷失
如果要对中国革命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同时还要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剖析的话，单靠个人努力是无法实现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向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会反对中国革命，为什么我们会卷入这场对双方都毫无好处的对抗。
错误的根源，部分源于我们的认识。在美国社会上，引起争论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可以说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噪音”，对听众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无助于搞清中国的实际情况。仅以阶级问题为例，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后的国民党并不是为保护资本主义而存在，它只是一个新的派系，一个如同封建王朝一样掌握了中国的利益团体。这方面，中共的理论家也提供了错误的假设，把南京政府称为“资产阶级政府”，给外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淆。结果，在西方人的认知中，国民党被塑造成了一个守护西方价值观的盟友。
一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头面政治人物，如宋子文，自称是捍卫与华尔街相同价值观的资产阶级企业家，这更使得真相变得错综复杂。宋子文在中国的角色就如同鲍比·肯尼迪在美国的角色，在其兄长担任总统期间，此君身兼数职，成为多家银行以及美联储的领袖人物。想要在蒋介石治下的中国进行投资，只能直接通过某个政府代理人或官员本身，抑或在他们的保护下进行。中国的法律是不可靠的，私人关系才是必要的。
这一系列错乱背后的真实情况是：勤奋刻苦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根据19世纪欧洲的情况，对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了划分，但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几乎找不到能严格对应的阶层。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刘少奇，都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借鉴来了政治理论，这种借鉴的另一面是三民主义的失败。
我的观点被斥为“异端”
在1948年11月19日发表于《外交政策协会公报》的文章中，我进一步浓缩了自己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什么都别做！”
我的观点部分如下：
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也许是愤世嫉俗、冷酷无情的，经济上存在缺陷，受到莫斯科影响，同时也被许多中国人畏惧。但同国民党的政策综合比较，它依然是更可取的。
中国国民党崩溃的进程可能会不断加快，美国提供的援助不能阻止这一进程。……在争取农民支持方面，蒋介石有20年时间和共产党竞争，但他还是输了。
美国在关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上保持某种灵活的外交手腕，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与蒋介石继续来往的承诺，帮助其在华南建立立足点的做法，都会阻碍我们的事业。……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帮了俄国人的忙，但这并不等同于俄国人掌控了中国。我们必须接受的是，在中国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是真正的中国式的运动。
稍后，协会给我的回复称，我发表的是一种“近乎异端的观点，受到了广泛谴责”。
摘自《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13年8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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