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灰蒙蒙

    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有抵达环境转折点的那一天，一起戏剧性事件令全民意识到增长带来的生态代价。在美国，这个转折点发生在1969年，当时位于俄亥俄州的污染密布、鱼虾绝迹的凯霍加河起火燃烧。次年美国环保局成立。在日本，上世纪70年代通过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此前，一家塑料工厂排出的有毒水银造成水俣湾周边数千人丧命。

    2013年1月北京雾霾笼罩，或许也会成为环境转折性大事。接连几周，北京空气质量比机场吸烟室还要差。中国首都上空的一股暖空气像羽绒被，包裹着这个地区200个火力发电厂和500万辆车产生的污染。PM2.5的浓度高达900，是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40倍。你可以闻到，尝出，感到呛人。

    “空气末日”给中国关于环境的争论，注入了新的迫切性，并在几个月后催生一连串绿色政策。6月中旬后的3周内，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控制空气污染的改革措施，比如开启该国首个碳排放市场，使起诉环境犯罪变得更容易，让地方官员对管辖地区的空气质量问题负起责任。

    中国政府还表示今后5年将投入2750亿美元，用于治理空气污染。即便以中国标准来看，这也是很大一笔钱，相当于香港的GDP，或中国每年军费的两倍。

    这是中国的转折点吗? 许多国内外环保人士担心力度太小，为时太晚。7月份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一项研究称，中国北方空气污染导致中国人预期寿命减少5年半。河流污浊不堪，土壤遭到污染。政府早就知道这些，并尝试过治理，但雾霾还是来了。

    中国在一件事上基本是对的：其环境问题具有历史先例。除最大直辖市重庆之外，现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污染并不比1960年的日本更严重。今年的北京不算，中国空气质量的改善速度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相当。

    但其他环境指标更糟，而是否同样得到改善，则不得而知。一份2006年的调查发现，中国约10%的农地遭到重金属污染。

    问题最严重的是水。照片里的中国经常是青山绿水。实际上，中国北方大部分像秸秆一样干旱。“严重水短缺”通常是指每年人均水资源不及1000立方米。

    在中国，人均水资源只有450立方米，这个全国性的平均值已经够低的了，而它掩盖了更可怕的地区水分布不均衡的现状。中国五分之四的水资源分布在南方，主要在长江流域，而该国一半的人口和三分之二的耕地，在干旱的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

    北京人均水资源只有100个立方。过去20年里地下水位下降了300米。前总理温家宝曾表示，水资源短缺“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此话毫不夸张。

    虽然中国的水资源、空气、土壤问题严重，但与过去的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潘家华 （音）所说：“我们在走美国、日本和英国的老路，因为惯性的力量，我们没有能力很快停下来。”

    但中国对气候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规模大，且对资源需求很大。中国贡献了世界产出的16%，但消耗了40%～50%的煤炭、铜、铁、镍、铝和锌。中国进口了这个星球上半数的热带原木，饲养了半数的猪。

    在西方，经常有人说，中国处理气候变化的主要优势，是领导人可以利用强力政策，这是其他国家办不到的。中国领导人曾说，政府将使用“铁腕手段”提高能效。但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政府并没有使用铁腕手段。

    在西方, 公众舆论把环境摆在显要位置，迫使政府和企业采取行动。眼下不清楚中国是否很快也会如此。没错，公众担心环境问题。

    但政府当前可以淡化公众压力，因为环境看起来仍是次要问题。据新华社2012年2月的一份民调，食品安全属于第三重要的问题，排在收入不均和高房价之后。

    2012年11月，《中国日报》称52.6%的受访者表示，环境退化排在他们最关心事项的第四位，次于贫富差距、腐败问题和既得利益集团权力等问题。此外，现在大部分的环境抗议是地方的，示威者抱怨某个城市的空气和水，并非针对中国的总体情况。

    中国在应对自身以及世界环境问题上也有优势。相比别国领导人，中国现任领导人深知气候变化的挑战。他们擅于对重要事项采取行动。由于中国属于后来者，因而能从别国的错误中学习,不去建造高能耗城市。

    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低廉的人力资源，日照和风能充足的沙漠，理想的环境是建立一个零碳排放的能源系统。这是乌云中的一缕阳光。中国若做不到，就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到了。

    英国《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