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搬离切尔诺贝利的女人们

    “我们一定要住在这儿”

    汉娜·扎沃洛特妮娅位于切尔诺贝利“死亡地带”的小屋外，一头被切断颈动脉的母猪躺在地上，鼻子充满嘲弄地指向天空。

    空气中充溢着汉娜的激情。这个78岁的女人挥舞着雪亮的短刀，将猪一刀毙命。

    “今天我指挥游行。”她笑着将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猪内脏递给熏制室里的嫂子，然后走开。她的另一只手中握着一块拳头大小的猪油——在乌克兰，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味了。她停了一会儿，切了一些薄片送给邻居。

    “我像猎鹰一样飞翔！”汉娜说着，快速回到猪旁边。

    事实上，猎鹰、狼、野猪、鹿等已在附近绝迹了几十年，远处的森林里倒是还有不少。一只猎鹰偶然飞来偷鸡，被汉娜一棍子打死，树在鸡舍旁，翅膀向灰色的天空展开，震慑着它的同类。

    猎鹰死了，汉娜和她的邻居们却对抗着一切可能产生的问题，活了下来。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大火持续燃烧了10天，辐射量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

    事故发生后，苏联宣布以该地区为中心、30公里为半径的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命令当地11.6万居民迁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里，又陆续有几十万人被迫离开家乡。

    汉娜不肯接受这种命运。被重新安置几个月后，她就跟丈夫、婆婆一起回到“死亡地带”。政府官员反对她这么做，她回应道：“除非杀人掘墓，否则我们一定要住在这儿。”

    包括汉娜在内的1200名归来者自称“自我移民”，大多数人年龄在48岁左右。他们深爱自己的家园，尽管这里早已成为地球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

    时至今日，约230名“自我移民”还活着，分散在异常沉默的村庄里。幸存者大多数是七八十岁的女人，她们创造了独特的“巴布什卡斯”世界，这个词有“老祖母”或“老农妇”的意思。

    “倦鸟归巢，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家。”86岁的玛利亚·维托什说。

    71岁的纳德加达·吉斯林科是个寡妇，看到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和摄影师，她立即向邻居喊道：“快过来，这儿有很有趣的人，他们不是传教士。”

    80岁的纳德加达·国巴琴科住在禁区的铁丝网外，她经常穿过一个洞，进入禁区采蘑菇和浆果。“当我看到警察时，就躲在灌木丛中，没有人会阻止我。”

    72岁的马特莱娜·奥利弗尔一个人住，说起这里的种种危险，她笑了：“我为什么要怕辐射？它不咬人！”

    “选择离开的人更糟糕，他们死于悲伤”

    4号反应堆爆炸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难以量化。

    核污染物通过土壤、空气、水进入食物链，还会日积月累，增加胎儿死亡率和癌症发生率。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影响可能长期存在。

    在被“看不见的敌人”包围的春日乡下，“老祖母”们也许没有注意到，鸟鸣消失，蜜蜂停止飞行。但当急救人员倒掉所有牛奶时，她们立即警觉。

    士兵来疏散村民时，77岁的玛利亚·尤茹帕正在考虑把她的牛藏在地下室里。她和邻居们被安置在匆忙搭建的住宅区里，这里有乌克兰人惨痛的记忆。

    上世纪30年代，乌克兰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粮食产量暴跌，导致大饥荒，350万到500万乌克兰人死去，住在切尔诺贝利的许多“老祖母”就是在那时失去了亲人。

    离开3个月后，尤茹帕和家人就回到了位于隔离区内的家。

    《每日电讯》报记者看到尤茹帕时，她正靠在门廊上，看起来健康而强壮。

    “他们带走了两头公牛、两头猪和所有土豆。”尤茹帕这样回忆苏联士兵走进她家农场的那天，“我父亲为教会工作，在当时这是不被允许的。”当父亲请求留下几个土豆时，士兵们威胁要杀了他：“你会魂飞魄散，我们会把你的肠子绕在电话线上。”

    20世纪40年代，纳粹的屠杀让1050万乌克兰人死于二战。经历过这一切，这位“老祖母”并不惧怕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空气、土壤和水中的无形威胁。

    汉娜在乌克兰大饥荒时期还是个婴儿，差点儿被饥饿的家人吃掉。她说：“饥饿才会让我害怕，辐射不算什么。”

    大多数“老祖母”有这样一个念头：如果离开，就会死。她们宁愿暴露在辐射中，也不愿离开家乡。

    “你不能把我从母亲身边带走，也不能让我离开祖国。祖国永远都是祖国。”汉娜说。

    “老祖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更糟糕，他们死于悲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显示，事故发生后被重新安置的许多居民患上了焦虑症、抑郁症，相当多的人流离失所。

    这些对健康的影响似乎与辐射一样真实。致力于研究“自我移民”的记者亚历山大·阿尼西莫夫认为，回到祖籍的女性比那些留在安置区的平均多活10年。

    没有一项健康研究能证明这一点。不过，有数据表明，大多数“老祖母”死于中风，而不是核辐射疾病；她们能更好地处理心理创伤。

    “老祖母”们温暖着荒凉的“死亡地带”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主要是那些最初暴露在辐射中的居民。第一批救援人员倒下后，苏联部署机器人扑灭火焰，当时的辐射水平高到连机器都无法正常运转的地步。

    随后，政府派出大批清理人员。在附近的面包厂工作的加琳娜·康宇硕科被征召去收集小麦，为清理人员提供口粮。

    如今，71岁的加琳娜身患甲状腺癌，与3位同龄好友坐在厨房里，看上去很健壮。

    将“老祖母”们称为姐妹也许并不合适，但她们之间的确有深深的友情。她们在杀猪时互相帮助，去别人家打牌，却不是为了赌钱。“我告诉你，打牌越多，脑子活动得越多。”加琳娜笑着说。

    有时，每个月领60英镑政府养老金的“老祖母”们聚在一起开玩笑，抱怨供暖费太高，得集体搬走，但对故土的依恋和家，是她们的全部世界。

    隔离区附近有电可用，但大多数村子只有一部电话，没有自来水。喂完鸡砍完柴之后，“老祖母”们会看着肥皂剧做针线活。加琳娜不无惆怅地说：“男人们死了，女人们还活着。我真希望自己有个丈夫可以吵架。”

    17年前，向加琳娜承诺再也不勉强她离开家之后，丈夫在明亮的窗户下安然辞世。

    加琳娜精致的刺绣给屋子里带来温暖和色彩。她在这里生活了52年，养育了4个孩子。

    桌子上摆着一大堆药品和血压计，还有写着“残疾 第一组”的身份证件。她向药挥了挥手，像是要赶走它们。一幅刺绣上写着：“为我的故乡带来幸福和健康。”

    “我不再害怕任何东西。老了很可怕，但我还想活着。”她说。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4000多人的死亡最终将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关。据报道，在核事故发生后，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地的主要被污染地区，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大幅上升。

    所有人都同意，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完全被消除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但现在，这些“老祖母”温暖着荒凉的“死亡地带”。

    汉娜说，她还有一头猪要宰，仅剩的一颗牙齿闪着金光。

    她将滚到脚边的球踢开，手里拿着一块厚厚的猪油。

    “我只想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她告诉《每日电讯》报记者，“明天再来吧，我们要办派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