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优生运动”曾拿儿童当“小白鼠”

    二战后的几十年间，随着“优生运动”的风潮席卷美国，大批被草率定性为“白痴、低能儿”的孩子，被关进政府资助的医院、学校、孤儿院等“集中营”。他们与世隔绝，备受虐待，许多人甚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医学研究的“小白鼠”。

    时隔60年，查理·戴尔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加入“弗纳德科学俱乐部”的那天。他没有想到，自己充满痛苦回忆的少年岁月，会随着新书《非其所愿》在今年7月的面世而广为人知。这位72岁的退休卡车司机，因此成为英美多家媒体报道的主角。

    日历翻回1954年，彼时的戴尔在马萨诸塞州的各个孤儿院辗转，总被贴上“白痴”的标签。直至来到位于沃尔瑟姆的弗纳德公立学校，情况才变得不同——这里收容的全是类似的“低能儿”。

    “他们选出年纪最大的一些男孩，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一个俱乐部。”戴尔回忆道，“我们聚在一起合计，为什么不呢？”校方许诺，参加者将得到“特殊优待”：礼物、去海边旅游、观看球赛，还会获得额外的麦片粥或牛奶作为甜点。

    “简直像是过圣诞……职业棒球比赛，派对，还有一块我保存至今的米老鼠手表。”

    当时并没有人告诉他，学校提供给孩子们的麦片粥和牛奶被污染过，带有很强的放射性。直到1994年，美国参议院才承认，麻省理工学院曾在弗纳德学校进行试验，让一批被蒙在鼓里的儿童定期服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食品，以进行科学研究。

    “我们意识到有些事不对劲，但对真相一无所知。”多年后，戴尔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他们利用了本应该得到帮助的孩子们。”

    集中营般的学校里，孩子们被用于研究

    据美联社报道，弗纳德公立学校曾经秘密圈禁着上千名被认为具有生理、智力障碍的美国儿童，高峰时期多达2500多人，所有孩子无一例外，都被称为“白痴”。

    同为72岁的弗雷德·鲍尔斯是戴尔的校友。1949年，鲍尔斯的养母去世，他遂被送到弗纳德学校，跟另外35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屋里，度过了整整11年。那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光。

    与其说是学校，这里更像是一座监狱。孩子们自己种蔬菜，自己缝鞋穿，还经常受到管理人员捉弄、殴打甚至性侵。长大后的鲍尔斯试着翻墙逃跑，但很快被抓了回来，又被剥光衣服关进所谓“感化中心”——一间窗户上装有铁条的禁闭室。

    乔·艾梅达被经常虐待自己的父亲送进“集中营”时只有8岁。在高墙后，他从事过一项不同寻常的工作：如果有孩子死去，则取出他们的脑组织，将其切成薄片以供研究。许多样本保存至今。到了“红樱桃日”，他会跟同学围坐成一圈，管理员按字母顺序进行点名，“被点到名字的人得当众脱下裤子，被树枝狠狠抽打，直到它变得像樱桃一样红”。

    跟许多类似的机构一样，弗纳德学校是一场狂热的“优生运动”的产物。从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优生学”观点认为，应该将基因低人一等的残疾人或有色人种与大众隔离开来，防止他们生儿育女，从而确保人类的“完美进化”。

    美国作家迈克尔·安东尼奥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美国，优生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官方政策。人们被告知，通过优生运动，我们可以摆脱所有疾病，降低犯罪率，增加国民财富——只要确保将某些公民集中起来，不让他们繁衍后代。”

    然而在现实中，被关进“集中营”的，多数只是贫穷、无知或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拿鲍尔斯来说，他的智力水平与正常人无异，但在弗纳德学校，他还是被定性为“白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管理者告知，自己终生属于这里（弗纳德学校），我们被告知自己不是人类种族的一部分。但我不是白痴。”鲍尔斯回忆道，“后来我想，政府之所以将我送到那儿，是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他们不需要为我找一个新家，而是像丢垃圾一样将我丢弃在那个挤满人的大仓库，让我们在那里腐烂。”

    纽伦堡的“文明神话”一再被打破

    二战后，欧美各国的学校和媒体纷纷传播一个“快乐的神话”：1947年，对纳粹罪行的审判催生了《纽伦堡法典》，安乐死和不人道的医学实验已被这项伦理协议终结。

    《纽伦堡法典》禁止医学实验和在治疗中使用“武力、欺诈、欺骗、胁迫或任何不可告人的约束或强制”，规定必须在实验前征得受试者的同意，在实验中也要避免不必要的伤害。问题在于，这份宝贵的协议，被某些利欲熏心者视若无物，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幕仍在悄然上演。

    在冷战的阴影下，对世界大战的恐惧、来自苏联的核能和生物威胁，以及制药行业的蓬勃发展，令类似弗纳德学校的情形普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饲养黑猩猩、豚鼠等实验动物花费昂贵，而囚犯和“白痴”本来就需要管吃管住，得到负责人批准即可随意“开发”。

    在那个时代，这些非人道的试验并非出于孤立的判断失误或个别人的堕落，而是“科学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破坏《纽伦堡法典》者，并不是虐待狂、疯子或纳粹。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囚犯、精神病人、黑人和孤儿并没有什么人权，作为“廉价而可用的实验对象”，利用他们寻找治疗致命疾病的方法没什么不合理。许多实验结果在医学或心理学期刊上公开发表，在公共学术会议上讨论，唯独没有谁为这一弱势群体说话。

    英国《旁观者》杂志披露，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乔纳斯·索尔科，曾通过将小儿麻痹病毒注射给“白痴”，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成为公众眼中的救世主。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则评论称，雄心勃勃的医生和科学家追求自己的信仰，常常对可怕的潜在后果视而不见；在优生学的目标和应对冷战的大旗下，他们的做法不足为奇。

    就这样，纽伦堡审判塑造的“文明神话”和“人道神话”一再被打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联邦政府发布报告，要求严格限制利用儿童进行医学研究，类似的举动才逐渐绝迹。

    帮那些被忽视者发出声音

    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万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弗纳德学校和全美更多同类机构，不幸沦为“小白鼠”的孩子，可能超过四位数——

    1945年，在费城，麻疹患儿血液中的提取物被注入健康儿童体内，其中几十名“次品”遭到阉割。

    5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史丹顿岛柳溪州立学校的几百名智障儿童在耶鲁大学的实验中，被迫摄入含病毒性肝炎患者粪便提取物的巧克力饮料，试验周期长达15年。

    60年代，在纽约市皇后区的州立医院，90多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的孩子每天被迫服用大剂量的LSD（精神致幻剂），持续了至少一年时间。

    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将放射性碘注入儿童体内，这一项目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提供支持。

    全美各地的几十所孤儿院和疗养院中，严重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饮食被用在孩子们身上，用以观察其健康状况的变化；研究人员让儿童接触肝炎、脑膜炎、流感、麻疹、腮腺炎、小儿麻痹等病毒，试图找到治疗方法；用淋病病毒感染智力发育迟缓的4岁男孩；让他们接受脊椎穿刺、额叶切除和电击，进而暴露于辐射或危险化学品中，更是屡见不鲜……

    “他们都是被抛弃的、没人要的和受到伤害的人。”就引起轰动的《非其所愿》，作者之一艾伦·霍恩布勒姆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该书的目的正是讲述冷战时期针对儿童的秘密医学实验，“人们会感到震惊，他们不是犯人，只是些孩子。”

    为了让“美国上世纪最黑暗的秘密”被公之于众，艾伦花了5年时间，与另外两名作者一起，从图书馆、档案馆、医学期刊中搜集数据，在医院和孤儿院中查阅记录，还采访了十几位曾参与测试的受害者、测试对象的亲属、医学研究成员和历史学家。

    《波士顿环球报》评论称，将这些一手材料抽丝剥茧地分析，他们的作品“引人入胜而令人不安”，“既不哗众取宠也不过于空洞乏味”，更重要的是，该书揭露了一个多年存在却始终被忽视的问题：重视集体利益超过个人利益，而代价被强行施加于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所有信息都在那里，只是需要有人把它们汇集到一起，讲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另一位作者朱迪思·纽曼是心理学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医学伦理课程。他指出，“为这本书进行的努力非常艰难，希望它能帮助那些曾被忽视的孩子们，让他们发出声音。”

    曾留下苦痛记忆的地方，如今成了惟一去处

    时至今日，那些曾经管理过弗纳德学校的相关责任人大多已经去世。不过，很多受害者仍然健在，得益于舆论的关注，他们终于有机会令不堪回首的往昔大白于天下。

    曾服用过放射性食品的查理·戴尔，如今靠收破烂和打零工维持生计。1998年，他和大约30名“弗纳德科学俱乐部”成员提起集体诉讼，通过庭外和解获得了3万美元左右的赔偿金。继续让他困扰的是，童年时期的“低能”诊断，仍赫然出现在自己的医疗记录上。

    “我们告到法院，试图把它纠正过来，我们只是没受过任何教育。”他说，“他们没教我们识字，出来以后，我自己学会了很多东西。”

    1960年，已经19岁的弗雷德·鲍尔斯被释放出来，但由于在“集中营”期间没有学到任何知识或技能，重获自由的他早已与社会脱节，成了旁人眼中的“盲流”。

    乔·艾梅达在同一年获释。出乎所有人意料，40岁那年，他再次回到被改造为精神病院的弗纳德学校，做了一名司机，一干就是20年。

    他意识到自己无家可归，曾留下苦痛记忆的人间地狱，仿佛成了惟一的去处。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个地方夺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夺走了我最宝贵的童年。”

    受害者伤痕犹在，除了公众的唏嘘，一切似乎都已风平浪静。然而，《非其所愿》一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事实依然令人不安：制药公司的许多医学实验，如今被改在了第三世界国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