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的性问题应得到重视
○作者 玛依雅·德·拉·波美 ○译者 古雷
《
青年参考
》(
2013年07月24日
4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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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幻想中,她是一个健康且冲动的金发女郎,对男伴发号施令。而在现实生活中,她还是处女,坐在电动轮椅上,只有家庭护理员和医务人员触碰她的身体。
31岁的莱堤西亚·蕾波尔说:“残疾人被看做孩子。因此,孩子和性必然不能联系在一起。”她是一名翻译和教师,患有遗传性脊髓性肌萎缩,全身瘫痪,只有左拇指和脸部肌肉可以动。
蕾波尔女士说,自己感到身体有强烈的冲动。她一直通过朋友的朋友和交友网站,甚至是男性陪护服务寻找性关系。但她的身体残疾吓跑了很多人,她说现在准备去瑞士或德国花钱买性。因为在这些国家性代理是合法的。
像蕾波尔女士这种情况,在法国并不少见。虽然法国以性自由出名,但残疾人要过性生活却难上加难。他们的愿望一般都得不到重视,在法国,虽然卖淫合法,但拉客或给妓女和嫖客当中介,却属非法。
今年3月,性代理问题浮现。此前,负责给政府提健康问题建议的国家伦理委员会发表报告,批评性代理“是不道德使用身体用于商业目的”。这份报告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认可,包括负责残疾人事务的副部长玛丽-阿莱特·卡洛蒂。她说对残疾人的性援助是“一种卖淫”。
一定程度上受《亲密治疗》的影响,一些议员和残疾人协会要求把性代理合法化。《亲密治疗》是2012年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一个残疾男子被性代理唤起性欲的故事。
帕斯卡尔·里伯斯在2011年建立了“残疾和性组织”。她说:“性援助是让一个不能以满意方式进行性生活的残疾人,与身体重新建立关系。”她表示,一些人在发生事故后,需要靠性援助来恢复性冲动。还有一些残疾夫妇,需要外界帮助来“一起分享亲密时光”。
她说,很多人都希望了解性爱以重获自信。大多数做性代理服务的都是女性,因此,“残疾女性要比男性,更难找到性代理”。
在法国,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少,规范卖淫的法律禁止性代理,这些因素助长了非法行为。
66岁的埃米娜塔·格里高利是荷兰人,退休前在建筑业从事管理工作。她在法国从事非法的性援助工作已有一年多时间。她曾在瑞士受过性治疗师培训,其工作主要是按摩及做情色游戏,但不接吻或发生性行为。
格里高利女士的客人,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知道她的。她在法国有10来个残疾人客户,通过她在荷兰的公司向他们收费。她每次收费约130美元,一般都是在客人家里进行服务。他们一开始要审查客人的背景情况,讨论客人需求。
格里高利女士觉得,法国人对性援助的看法狭隘。她说:“在荷兰,我们的身体自己做主。而在法国,法律总是替个人做决定,不为个人着想。
□法国《国际先驱论坛报》
在性幻想中,她是一个健康且冲动的金发女郎,对男伴发号施令。而在现实生活中,她还是处女,坐在电动轮椅上,只有家庭护理员和医务人员触碰她的身体。
31岁的莱堤西亚·蕾波尔说:“残疾人被看做孩子。因此,孩子和性必然不能联系在一起。”她是一名翻译和教师,患有遗传性脊髓性肌萎缩,全身瘫痪,只有左拇指和脸部肌肉可以动。
蕾波尔女士说,自己感到身体有强烈的冲动。她一直通过朋友的朋友和交友网站,甚至是男性陪护服务寻找性关系。但她的身体残疾吓跑了很多人,她说现在准备去瑞士或德国花钱买性。因为在这些国家性代理是合法的。
像蕾波尔女士这种情况,在法国并不少见。虽然法国以性自由出名,但残疾人要过性生活却难上加难。他们的愿望一般都得不到重视,在法国,虽然卖淫合法,但拉客或给妓女和嫖客当中介,却属非法。
今年3月,性代理问题浮现。此前,负责给政府提健康问题建议的国家伦理委员会发表报告,批评性代理“是不道德使用身体用于商业目的”。这份报告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认可,包括负责残疾人事务的副部长玛丽-阿莱特·卡洛蒂。她说对残疾人的性援助是“一种卖淫”。
一定程度上受《亲密治疗》的影响,一些议员和残疾人协会要求把性代理合法化。《亲密治疗》是2012年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一个残疾男子被性代理唤起性欲的故事。
帕斯卡尔·里伯斯在2011年建立了“残疾和性组织”。她说:“性援助是让一个不能以满意方式进行性生活的残疾人,与身体重新建立关系。”她表示,一些人在发生事故后,需要靠性援助来恢复性冲动。还有一些残疾夫妇,需要外界帮助来“一起分享亲密时光”。
她说,很多人都希望了解性爱以重获自信。大多数做性代理服务的都是女性,因此,“残疾女性要比男性,更难找到性代理”。
在法国,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少,规范卖淫的法律禁止性代理,这些因素助长了非法行为。
66岁的埃米娜塔·格里高利是荷兰人,退休前在建筑业从事管理工作。她在法国从事非法的性援助工作已有一年多时间。她曾在瑞士受过性治疗师培训,其工作主要是按摩及做情色游戏,但不接吻或发生性行为。
格里高利女士的客人,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知道她的。她在法国有10来个残疾人客户,通过她在荷兰的公司向他们收费。她每次收费约130美元,一般都是在客人家里进行服务。他们一开始要审查客人的背景情况,讨论客人需求。
格里高利女士觉得,法国人对性援助的看法狭隘。她说:“在荷兰,我们的身体自己做主。而在法国,法律总是替个人做决定,不为个人着想。
□法国《国际先驱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