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7起义”：东德人为自由发出声音抗争

    尽管只持续了不到48小时，发生在60年前的东德的一场民众抗议，打破了二战后苏东各国表面上的平静。特殊的政治含义，亦令其被后世的德国人所铭记。

    2013年6月17日，德国以空前严肃的态度纪念了一场60年前发生的政治运动。那是二战后在苏联、东欧诸国，第一次针对其政权及体制的斗争，东德政府曾经对它讳莫如深。时过境迁，现任德国总统高克呼吁各界给予“617起义”更高的敬意。

    “我们怀念那些在1953年6月17日失去生命的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纪念仪式上说。“但是，我们也要纪念那些被逮捕和控罪的人。我们要纪念所有参加起义的人。”默克尔此言旨在试图传达这样的讯息：人们不愿意生活在压制下，“617起义”是活生生的证据。

    “我知道将发生什么大事”

    1953年6月17日是个温暖晴朗的日子。太阳刚刚升起，东柏林的斯特劳斯贝格广场上已聚集了上万人。时年16岁的卡洛斯·格罗瑙也在其中。

    正接受培训，希望成为食品销售员的格罗瑙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参加集会的动机，一半来自对冒险的渴望，一半源于某种说不清楚的、对自由的向往。格罗瑙回忆，在那个清晨，他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知道将发生什么大事，而我将是亲历者。”

    1953年初，东德遭遇严重的社会问题，从50年代初开始的体制转型，降低了工业生产效率，数以百计的农庄、旅社及商户被没收，不少被剥夺了产权的农场主逃往国外。加上德国要向苏联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粮食欠收，多重打击让东德的经济连年低迷。人们对当局的不满和失望悄然累积并发酵，1953年春，平均每个月有3万人逃离东德。

    对此，东德统一社会党开出的药方是让工人们加倍工作，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提高工作份额。党的总书记乌尔布里希特，也希望在自己的60岁寿辰上听到更多好消息。

    然而事与愿违，5月底6月初，罢工开始在东德多地，特别是东柏林蔓延。

    6月16日，建筑工人成为抗议的先锋。彼时，当事人门泽尔只有17岁，他告诉英国《卫报》，“斯大林死后，我们希望新的领导人放松控制……当局却表现得更加强硬，他们想取缔教堂，还要增加10%的工作份额。”

    工人们向工会申诉，只得到后者的嘲讽。因此，他们决定罢工，并提出多条要求，其中不仅包括保护罢工者人身安全、取消提高的劳动份额，还要求在整个德国实行自由选举，并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

    同一天，格罗瑙在从职业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建筑工人一边高喊口号，一边用铁锤砸向汽车。这场针对食品价格上涨和工作时间延长的抗议，引起了格罗瑙的共鸣。他当即加入建筑工人的队伍，向政府大楼前进。中途不断有同路者加入，示威队伍很快就超过了1000人。

    格罗瑙告诉德国之声网站，警察赶来，把人群驱散，不过他们很快又聚在一起。有人撕下统一社会党的竞选宣传画。更多的人则高喊 “我们不要人民军，我们要黄油。没用的小胡子，赶快下台。”按照格罗瑙的解释，所谓“小胡子”指的就是乌尔布里希特。

    “明早7点在斯特劳斯贝格广场集合。”领头者用高音喇叭宣布。随后，队伍暂时解散。

    当时，在柏林东部地区，大约80%的居民收听美国RIAS电台的广播，该电台报道了东柏林发生的事件，并转发了游行组织者的号召。格罗瑙的父母出于安全考虑，极力劝说他留在家里，不过，对格罗瑙和更多参与者而言，他们早已打定主意，次日一定要前往广场。

    抗议游行终成流血冲突

    6月17日一大早，格罗瑙到达斯特劳斯贝格广场时，那里已经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后统计，当时有1.7万人走上东柏林的街头。到了中午，参与抗议的人数已增加至3万到5万人。仅斯大林大街一处，就聚集了超过1.5万民众。当年21岁的哈迪·菲尔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他手里举着涂有“自由选举”口号的横幅。 

    从自己的公寓朝外望去，瓦尔特劳德·库格勒看到，“街上到处都是人，他们喊着‘加入我们，一起抗议’，队伍变得愈发庞大。到下午两点左右，街道已经被人流塞满了”。随着交通停滞，示威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暴力色彩，人们开始撕碎执政党的旗帜，掀翻路边的报亭。

    库格勒没有参与抗议，但她认为人们的愤怒有道理。毕竟，她自己也是东德民众的一员，对当时的经济状况印象深刻，“基本没有肉，完全没有水果，一切都是定量配给的。”

    最初，人们呼吁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但随着时间推移，口号内容发生了变化——增加政府透明度、提高生活质量……后来更发展到呼吁民主选举、 开放言论、政府下台、两德统一。

    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东德官员当时身在政府大楼当中，他描述了这种变化：“大约到中午的时候，（起义）达到了高潮，口号已经只剩下政治内容了。人们喊的不是‘定额滚蛋’,而是‘乌尔布里希特滚蛋’。‘自由选举’的吼声此起彼伏……突然，枪声大作，轰隆作响的坦克穿过街道……惊慌失措的尖叫盖过了引擎声。”

    当日午后，驻扎在东德的苏联军队，出动了数百辆坦克，连接西柏林的通道被关闭。美联社称，约两万名苏军士兵和8000名东德军警投入“清场”行动。从下午1点开始，东柏林实施戒严并启用了战时法。士兵和坦克将游行队伍分割，部分示威者用石块反击。最开始，军警放空枪以示威吓；随着清场行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示威队伍中出现了伤亡。

    有人高呼“艾森豪威尔万岁！”然而，美国总统无法响应来自东德的求助。中情局档案称，得到消息的华盛顿吃了一惊，为避免与苏联直接冲突，选择袖手旁观。

    那一天，柏林共有14人死亡。格罗瑙回忆说，他曾经和一位穿黄色棉衣的建筑工人并肩游行，人群四散奔逃时，发现后者已倒地身亡。“我害怕了，赶紧跑回家去。”

    哈迪·菲尔未能及时走脱。“警察从四面八方冲来，囚车已准备好，”他被带到临时看守所，面壁站立，背后是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他们没有开枪，只是虚晃了两下。”

    晚21点，随着宵禁的大幕落下，东柏林的大街小巷空无一人。这场持续不到48小时的街头政治运动被扑灭了。

    东德公共安全部门对外宣布，当天共有4名警察、2名居民和19名示威者身亡，380余人受伤。不过，也有研究者援引时任东德安全部长查赛尔写给苏联同僚的报告称，整个事件中有267人死亡，戒严令宣布后的几天中，还有31人被杀害。此外，89名示威者按照戒严法被处决；数千人被捕，但其中多数未被判刑，经过长期的审讯后被无罪释放。

    被判入狱的菲尔则没有如此幸运。他至今愤愤不平，称：“他们夺走了我3年美好的青春。”

    一场运动影响了几代人

    从目前披露的东德档案来看，来自700多个城市和乡镇的100余万人参与了当天的政治活动。然而，在统一社会党执政期间，“617起义”属于不能说的秘密，包括流血冲突，这一天发生的种种，都被官方定性为“外国煽动的法西斯政变”。

    卡洛斯·格罗瑙并不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从6月19日开始，他回归了沉闷的日常生活。由于犯了“政治错误”，他在学习期间不能做与顾客打交道的工作，而是被分配到仓库。

    试图让后世记住那天发生的一切的人，只能进行秘密活动。抗议爆发时，保罗·瓦格纳才5岁，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游行。他毕生坚持的信念，就是让人们不要忘记“617起义”，不要忘记那些锒铛入狱的人们。“对我来说，6月17日是希望的象征。而那些为此付出代价的人不应被遗忘。”因宣传“617起义”，瓦格纳在铁窗后度过了3年。

    回首往昔，“617起义”的确改变了很多人。在东德罗斯托克，一位13岁的少年兴奋地守在收音机前，一字不漏地追踪着局势的进展。这次不寻常的政治运动让他坚信，人们有自由发出声音的权利。这位少年就是今日的德国总统高克。

    还有人认为，1953年夏天发生在东德的民众抗争，代表了对自由和国家统一的诉求。它的余音，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1968年的波兰起义中回荡不绝。而在那之后，东德人沉默地生活了36年，直到柏林墙在又一次大规模抗议之下土崩瓦解。

    冷战年代，西德政府将6月17日定为“国家统一日”。1990年两德正式统一后，这个假日被改到10月3日，作为补偿，通往勃兰登堡门的大街被命名为“6月17日大街”。

    “617起义”60周年纪念日当天，美联社在德国街头随机采访了民众，发现尽管年轻人也知道这场运动，但对老一辈的柏林人来说，它更具特殊含义。

    83岁的阿诺·海勒不仅参加了当年的游行，还向苏联坦克投掷过石块。机缘巧合之下，他的身影被一名外国记者的镜头捕捉到，从此成为相关历史档案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柏林是一座政治城市，这里的人不仅为了吃饭和工作而活着。在这里，政治是人们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