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中国读书人的“入世情结”
○作者 杨奎松
《
青年参考
》（
2013年06月19日
3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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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与其“入世情结”有关，也是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使然。
本书交稿时，恰好拿到金雁教授写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倒转“红轮”》一书。金书为我们对照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倒转“红轮”》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影响和力量。虽然俄国革命的暴力、血腥、反智、专制的结果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及其后果，恰恰是俄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合力促成的。
掌权是中国读书人的理想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拿俄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相类比。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极其明显的，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此有过很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具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可能有的弱点，如无根基性，与日常生活脱离，疯狂执着于社会改造思想，等等。但他又提醒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那就是，这个群体从形成之日起，“便与牺牲、苦难、监狱和苦役相伴而行”，因此，它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它的反抗精神特别强。
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政府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大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同意金雁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也许，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
自春秋战国始，中国即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其位居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为士之人，既以入世报国为目标，又须有很高的学问造诣和道德操守，要能做到“从道不从君”。隋唐科举制度兴起后，“学而优则仕”蔚然成风，士与卿大夫合二为一，政府官员必须是饱读诗书经典的文化人，因而也就出现了“士大夫”的称谓和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影响着所有读书人。清末科举制中止，“学而优则仕”表面上失去了固定的制度渠道，而实际上，直到民国年间，各级政府官员多数还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因此，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看似不存在了，天下读书之人的“入世”情结仍旧十分强烈。
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入世”，自然和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很大的差别。因为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体制，为国家服务，也就不可能保持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清末民初以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各种民间知识精英，“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谁来做帝王和为哪家帝王服务而已。
20世纪初，因为政治混乱，知识界尚不受当政者重视，因此还颇多独立的声音。2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当政，各路精英人士开始受到器重，甚至被延揽入阁，于是，过去批评政府的知识精英很快对政府采取了积极理解的立场。而当中共建政，过去受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多半跟随国民党退出了中国大陆；过去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则马上与中共合作，积极加入中共组织的联合政府，且大都积极谋取在政府任职的机会。
知识多寡无关政治成熟度
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因此格外软弱，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知识分子”呢？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也不尽然。知识分子是人，是人就有个性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再软弱，不是还有个别如陈寅恪、顾准等展现出一定独立性吗？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呢？想来，人们赋予知识分子的期望，恐怕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得到的。
美国学者马克·里拉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曾在西方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本书的名字可以译作《糊涂记：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讨论了20世纪几位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的政治表现。作者宣称，他吃惊地发现，这些大师在政治上竟然如此错误和糊涂，面对法西斯主义乃至欧洲左派的暴力主张，往往盲目同情，甚至攀附权势，或助纣为虐。
《纽约时报》曾就此发文评论称：“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者要失望了。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知识丰赡、影响力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
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写过一本言词尖刻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书名就叫“知识分子”。里面涉及的人物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更权威和更有代表性。他们是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奥威尔……
约翰逊发现，这些头顶光环的精神教父背后，存在太多的个性弱点和生活道德方面的问题。他的结论是，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让这些知识分子结成团体，会“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掌握了政权，前景将更加可怕。因为，他们多半会将那个最重要的“人”字丢到一边，为了实现纯粹是乌托邦的幻想，转而迷信暴力，并可能“实行残酷的思想专制”。
我并不赞同两位作者针对知识分子某一方面的问题，大肆渲染，上纲上线。但我还是感到些许释然。试想，已有两千余年理性思维传统，两三百年知识分子成长史的欧美，一些大牌人物尚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么，我们这些土生土长，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遗传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只能算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了。
□摘自《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与其“入世情结”有关，也是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使然。
本书交稿时，恰好拿到金雁教授写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倒转“红轮”》一书。金书为我们对照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倒转“红轮”》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影响和力量。虽然俄国革命的暴力、血腥、反智、专制的结果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及其后果，恰恰是俄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合力促成的。
掌权是中国读书人的理想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拿俄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相类比。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极其明显的，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此有过很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具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可能有的弱点，如无根基性，与日常生活脱离，疯狂执着于社会改造思想，等等。但他又提醒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那就是，这个群体从形成之日起，“便与牺牲、苦难、监狱和苦役相伴而行”，因此，它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它的反抗精神特别强。
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政府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大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同意金雁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也许，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
自春秋战国始，中国即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其位居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为士之人，既以入世报国为目标，又须有很高的学问造诣和道德操守，要能做到“从道不从君”。隋唐科举制度兴起后，“学而优则仕”蔚然成风，士与卿大夫合二为一，政府官员必须是饱读诗书经典的文化人，因而也就出现了“士大夫”的称谓和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影响着所有读书人。清末科举制中止，“学而优则仕”表面上失去了固定的制度渠道，而实际上，直到民国年间，各级政府官员多数还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因此，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看似不存在了，天下读书之人的“入世”情结仍旧十分强烈。
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入世”，自然和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很大的差别。因为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体制，为国家服务，也就不可能保持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清末民初以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各种民间知识精英，“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谁来做帝王和为哪家帝王服务而已。
20世纪初，因为政治混乱，知识界尚不受当政者重视，因此还颇多独立的声音。2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当政，各路精英人士开始受到器重，甚至被延揽入阁，于是，过去批评政府的知识精英很快对政府采取了积极理解的立场。而当中共建政，过去受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多半跟随国民党退出了中国大陆；过去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则马上与中共合作，积极加入中共组织的联合政府，且大都积极谋取在政府任职的机会。
知识多寡无关政治成熟度
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因此格外软弱，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知识分子”呢？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也不尽然。知识分子是人，是人就有个性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再软弱，不是还有个别如陈寅恪、顾准等展现出一定独立性吗？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呢？想来，人们赋予知识分子的期望，恐怕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得到的。
美国学者马克·里拉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曾在西方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本书的名字可以译作《糊涂记：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讨论了20世纪几位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的政治表现。作者宣称，他吃惊地发现，这些大师在政治上竟然如此错误和糊涂，面对法西斯主义乃至欧洲左派的暴力主张，往往盲目同情，甚至攀附权势，或助纣为虐。
《纽约时报》曾就此发文评论称：“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者要失望了。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知识丰赡、影响力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
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写过一本言词尖刻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书名就叫“知识分子”。里面涉及的人物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更权威和更有代表性。他们是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奥威尔……
约翰逊发现，这些头顶光环的精神教父背后，存在太多的个性弱点和生活道德方面的问题。他的结论是，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让这些知识分子结成团体，会“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掌握了政权，前景将更加可怕。因为，他们多半会将那个最重要的“人”字丢到一边，为了实现纯粹是乌托邦的幻想，转而迷信暴力，并可能“实行残酷的思想专制”。
我并不赞同两位作者针对知识分子某一方面的问题，大肆渲染，上纲上线。但我还是感到些许释然。试想，已有两千余年理性思维传统，两三百年知识分子成长史的欧美，一些大牌人物尚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么，我们这些土生土长，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遗传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只能算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了。
□摘自《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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