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除网络“负能量”切勿矫枉过正

    有媒体近日刊文指出，互联网的发展，正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警惕网络“负能量”，理性看待网络空间。

    正如作者所言，警惕网络“负能量”有其必要性，但是，不能因此从根本上否定了网络的进步意义。这些年来，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极大方便了世界居民的生活和工作。不仅如此，网络技术的进步还催生了很多新行业，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对中国而言，互联网还有效促进了言论自由和对官员的监督，成为纾解社会矛盾情绪的重要窗口。

    不可否认，互联网的出现也带来了不少焦虑和隐患。比如，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影响，对网络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的担心，对网络监督边界问题的忧虑……为此，一些地方近年来进行了网络立法，美其名曰规范，但重点却放在禁止上。类似的网络立法和常见的对网络的担心，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不难看出一些官员对网络的焦虑。其实无论出于哪个原因，都反映出不少官员对互联网的不适应。

    不适应并非官员独有，公众也有，不少家长对打击网络低俗之风的强烈呼吁，即是明证。不适应就立法，从规范管理的角度，并没有错，但立法往往变成禁止，就耐人寻味。网络“负能量”存在，但以禁止、干预的手段治理网络，显然是矫枉过正。这不仅是对网络自由的伤害，更是对公民表达权利的不尊重。

    互联网在中国其实也不新了，发展至今近二十年，官员的焦虑和不适应，有必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其实，这样的焦虑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都有，但不同的是，我们这里，除了官员焦虑，公众对禁止人肉搜索、实名制等立法的反对声音更大。公众的焦虑，不亚于官员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出于对信息自由的担忧，本质上是对权利的焦虑。

    我们的网络的确需要治理。但必须深刻认识的是，网络上的一些问题不仅网络上有，现实中一直就有。网络通过技术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或者说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现实中有暴力有色情有不当言论，网络上当然也有。现实中有对官员的不满，网络上也有，只不过网络的开放和自由，让官员感受到切实的舆论压力。

    所以，如何面对网络，其实是如何面对真实的社会。如何规范网络，其实是如何治理社会。当然，这个世界上不少地方，在网络出现前，公民已经有了充分表达的可能，网络不过是换了个介质，言论自由并没有质的飞跃。但在中国，网络的开放性，让公众多了一个表达渠道，并呈爆发式释放。网络的出现，既让他们感受到网络的难以掌控，又让他们不得不面对大量的质疑和尖锐的言论，以至于他们要时时刻刻面对可能的监督，这或多或少会让他们缺乏“安全感”。这或许才是部分官员们急不可耐要规范网络的根源。

    然而，开放性是网络的根本性质，如果把禁止作为规范网络的手段，显然是不可取的。毕竟，中国的网络不可能从国际互联网中割裂出来，网络秩序的建立，也绝非简单的禁止。事实上，中国社会今天的进步有互联网的功劳。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近二十年历史证明，负能量不足为惧，切不可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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