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文化加剧时代的不平等

    在“兴盛的20世纪20年代”里，现代意义上的名人开始在美国产生。《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充斥着印有网球运动员与社交界人士的杂志跨页、流行歌曲歌词、影星、狗仔队、黑帮和体育界丑闻——这一切千篇一律，都是由技术、广告与公关带来的。

    盖茨比是个神秘的私酒贩子，从中西部的无名小卒到拥有华丽壮观的西卵大宅，他的故事揭露了一名人的密码——这种身份天生就有不正当性。

    在如今这样的时代，也就是不平等现象增加，对大机构（政府、公司、学校、媒体）的信任感下降的年代，他们的身影又变得高大起来。

    “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没有建立起帮助普通人实现抱负的个人主义丰碑，而是建立起一系列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诸如州立大学、累进税制、州际公路、劳资谈判、老年人的健康保险与可信赖的新闻机构。

    这些被人憎恨的东西被称为官僚主义，但它们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们强迫每个人，不管其身份背景如何，都能遵守一系列共有准则；它们天生就是平等的。

    “明星”仍那么令人着迷，特别是当电视到来后，但他们并不是生活必需品。亨利·方达、芭芭拉·斯坦威克、贝蒂·戴维斯、吉米·斯图尔特、佩里·科莫、乔·迪马乔、杰克·帕、多丽丝·戴与迪克·克拉克等电视明星同美国人一起崛起，而不是从美国人中间崛起。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就像是附带的娱乐表演，而不是什么主要事件。

    而我们的时代闹哄哄地充满了名人，在社会每个环节都随处可见，包括看上去不那么迷人的行当。我们有名人银行家（杰米·戴蒙）、名人电脑工程师（谢尔盖·布林）、名人地产开发商兼阴谋论者（唐纳德·J·特朗普）、名人媒体执行官（阿丽安娜·哈芬顿）、名人记者（安德森·库珀）、名人市长（克里·A·布克）、名人经济学家（杰弗里·D·萨克斯）、名人生物学家（J·克雷格·文特尔）和名人大厨（马里奥·巴塔里）。

    他们的成功中都有自我创新的痕迹：马克·扎克伯格从笨拙的极客，成为好莱坞热门影片主题；肖恩·卡特变成了Jay-Z；玛莎·科斯蒂拉结婚后成为玛莎·斯图尔特，又成了“玛莎·斯图尔特真人秀”。

    “个人”进化为“人格面貌”，之后成为品牌，再然后就成了帝国。他们的事业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或者会死亡——这是一个扩张与修正的过程，它越过界限，用“名人”替换了“机构”。我们有了扎克伯格对纽瓦克学校的“挽救”，取代了粗暴的公共教育；我们有了奥普拉的读书俱乐部，代替了充满活力的文学文化；我们有盖茨基金，而不是对公共健康的投资。名人不是买下机构，就是“破坏”它们。

    对名人的迷恋超越了超市小报、花边消息网站和真人秀电视节目。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严肃工作与琐碎工作、牟利与慈善这些东西之间旧有的边界，都被这种迷恋统统抹去，导致一种“为出名而出名”的现象。

    一个歌手兼社会活动家（波诺）在Facebook的首次公开募股中获利颇丰。一个贵族政治家（艾尔·戈尔）成了有钱有势的媒体执行官和技术投资者。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迈克尔·R·布隆伯格）统治着美国最大的城市。

    这些常坐着喷气机到达沃斯开会的名人们，形成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去看同一场TED演讲、创意大会或是集资宴会，出现在同样的脱口秀表演中，互相为对方的项目投资，穿戴对方的品牌服装，为对方的事业做宣传，彼此通婚也互相欺骗。

    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与杰拉德·科恩所著的未来社会指南《新数码时代》的封面上，有基辛格和托尼·布莱尔这些“技术”专家的推荐语。金·卡戴珊必然采取的下一步，就是加入一个新兴技术公司的董事会，主持一个全球反贫穷活动，或写一本关于行为神经科学的书。

    这种新的名人文化其实就是终极化装舞会，他们的排外和奢靡，甚至连“好莱坞制片厂时代”最势利的富豪也没法想象。他们肤浅的多样性，在我们面前炫示着这样一个神话——在美国，一切皆有可能，就算“美国梦”已悄无声息地死去也没有关系，而“美国梦”其实就是社会体系已快要僵化为世袭制的牺牲品。

    我们已回到盖茨比的时代，或者比那个时代更堕落。我们时代的名人纪念碑变得如此巨大，令普通人的抱负相形见绌；普通人被告知他们只能让“神”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演唱会上挥舞他们心爱歌手的logo、把他们的生活（以及数据资料）在Facebook上和盘托出；把苹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

    我们知道，明星们并不希望我们觉得可以和他们一样。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把其他人抛在身后的基础之上。

    □美国《纽约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