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难应付游击战？

    从越南到阿富汗，强大如美国，亦在与游击队的较量中占不到便宜。就此，华盛顿的军事理论界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了思考与评述。

    在那些熟悉华盛顿政治生活的人眼中，今年新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扮演的是“不讨巧”的角色：作为共和党籍参议员从政时，他和民主党打得火热；讨论国防政策时，他抨击大多数政客不敢得罪的以色列；如今执掌国防部，他又摊上为前几任“收拾残局”的活计——安排美军战斗部队全数从阿富汗撤离。

    事实上，从阿富汗撤兵不仅仅反映了哈格尔本人的无奈，整个美国都在反思过去十余年间的“反恐战争”：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始终无法将塔利班斩草除根，最后只能一走了之，到底是为什么？为此，美国多家外交与国防安全事务思想库进行了“会诊”，探究美军在海外“打赢所有战斗，却输掉所有战争”的“胜利病”。

    军力对比决定不了结局

    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网站发表文章，分析了美国21世纪初以来经历的海外冲突，发现它都在同弱小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军事对抗中快速取胜，但主要战事一结束，美军便陷入无休止的非对称性游击战中不能自拔，形成“闪电取胜-绥靖失败-主动撤退”的怪圈。

    文章提到，这种“胜利病”早在40年前的越南战争中就出现过。参加1964年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曾放言“用原子弹让越战一了百了”，然而在现实中，美军还是艰难地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武装进行漫长的游击战，直到退出这个遥远的国家。半个世纪之后，从白宫到五角大楼，人们依然在抱怨美军对游击战无可奈何，“自1945年以来，我们的反游击战记录如此糟糕，在越南，在老挝，在柬埔寨，在尼加拉瓜，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究竟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分析员迈克尔·蔡斯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军事强国常有一种误解，那就是游击战不过是“癣疥之患”，与大兵团决战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种偏见，导致强国屡屡在战争中徒耗金钱与人命，“你无法指望，能在正面较量中轻松获胜的军队选择一条间接途径，用秘密行动、机智和耐心慢慢制服对手”。纵观历史，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斯巴达人打败了雅典人，南斯拉夫共产党赶走了不可一世的纳粹军团，犹太复国主义者迫使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甚至美国人自己，也曾在18世纪以乌合之众赶跑了世界一流的英国殖民军……显然，简单的军事力量对比很难成为靠谱的“战争结果预测器”。

    弱者往往有心理优势

    和蔡斯一样，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客座教授杰弗里·雷科德，也把目光投向美军的“胜利病”，通过仔细比对美军的实战记录，他发现一点共性，那就是：双方参战和打赢的政治决心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源于双方对战争带来的利益存在认知上的不同。

    雷科德指出，实力弱小的抵抗者往往在政治上抱有必胜的信念，因为一旦获胜，其取得的利益将远超过与自己作战的美国人。而对基于维护“世界警察”权威而实施武装干涉的美军官兵来说，即便取胜，他们也不会有过分的喜悦感，不觉得战争胜败攸关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美国如果实施军事入侵，对抵抗方来说就是“全面战争”的到来，但在美国眼里，战争离本土很远，烈度和影响力都有限。换句话说，要想让美国把所有资源投放到反游击战中完全不可能；况且，因为美国军费开支稳居世界第一，公众总是憧憬能够“速胜”任何一场海外战争，如果不成功，那也不过是“我们练了一回兵，再回家休整”。

    超强的使命感能够弥补军力上的劣势。对孤注一掷的弱者而言，战争结果对它的重要性远超过对美国的重要性，所以弱者通常显得更加顽强，乐意“以血还血”，这样的代价往往是美国不愿承受的。越南战争期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倾尽所有资源投入战争，相比之下，美国在越战期间的平均年度军费开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把打赢战争的优先级放在推进国内社会改革的计划之后，这表明：越南共产党决心坚持一场全面战争，美国人却三心二意，傲慢自负。换言之，政治意志上的心理优势奠定了越方胜利的基础，这一点同样反映在阿富汗战争中。

    持久、消耗和伪装

    在强弱悬殊的军事对抗中，强者一般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一是“直接攻击”，目的是摧毁弱小对手的武装力量及其展开抵抗的能力；二是“无差别扫荡”，目的是通过对非战斗人员的烧杀抢掠摧毁弱者的政治意志，如制造没有人烟的“隔离区”。

    同样，作为防守方的弱者同样有两种战略：一是“直接防御”，靠正规军挫败强国实施入侵和颠覆政权的企图；二就是游击战，为避免直接被优势军力粉碎，抵抗者将一部分民众组织起来进行持久抗战，增加占领军的成本。

    上述战略的根本着眼点都是消耗、瓦解对方的战斗意志。纵观近些年与美国抗衡的国家或政治集团，几乎都选择了基于游击战的“间接战略”，即依靠非常备军和民间武装组织，破坏美军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民事胜利”的努力。如迈克尔·蔡斯所指出，美军在阿富汗选择了“搜索并摧毁”的直接战略，坚持抵抗的塔利班则以游击战风格的间接战略应对，因为塔利班领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对他们来说，只要不放弃战斗，最后总能取得胜利，而对实施“治安战”的美军来说，如果没有粉碎对方的抵抗精神，就难免失败。

    事实上，非正规战争的主要原则就是持久、消耗和伪装。弱者不可能速胜，但它有的是时间，可通过不断骚扰对手，不断制造伤亡，增加对方的战争成本，从而粉碎其继续战争的政治意志。胡志明说过：“美国可以靠先进武器杀掉十个越南人，而我们只能杀掉一个美国人，但最终放弃战争的将是你们。”阿富汗塔利班头领更是扬言要和美国战斗几个世纪。

    至于消耗原则，意味着弱者以空间和资源换取时间。伪装原则是指弱者将军事能力化整为零，将军事人员分散到平民中，或隐藏在各种人工或天然的地形中，从而避免遭到优势火力集中打击。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善用游击战的一方肯定是宣传战的行家里手，杰弗里·雷科德就指出，美军不善于在占领区实施舆论战——任何入侵者都难以让当地人相信他们的意图是高尚的，“美国自以为深谙战争之道，于是发动了战争，结果却陷入僵局，对手超强的取胜决心和正确的战略令美国的军事力量无用武之地，从而陷入泥潭。”

    不讲政治就无所谓胜利

    在美国的历史上，是否有一些内在原因使其不擅长应对游击战？分析认为有两方面因素：一是美国人总试图将战争与政治分离，将军事胜利视作战争的结果，忽视了战争其实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二是美国军方对镇压抵抗运动向来不感兴趣，认为此举费力不讨好。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美国屡屡在海外用兵却在政治上少有收获的另一个注脚。

    在政治实体的对抗中，军事胜利是开始而非结束。美国陆军上校拉尔夫·彼得斯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不过是战争的第一阶段，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权以取代垮台的政权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同时也是美国在海外作战中最不擅长处理的阶段；如果美国军方单纯追求军事上的利益，就阻碍了人们对战争的政权变更阶段的思考和规划。归根结底，战争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更稳固的和平，而军事冲突包括两个层面——赢得战争和赢得和平，美国在前者上有优势，但如果不重视后者，战争上的胜利最终也会失而复得。

    仍以阿富汗战争为例，彼得斯称，美军虽然摧毁了塔利班的政权，但从未取得决定性的政治胜利，难以根除此起彼伏的塔利班残余势力反叛。华盛顿有意无意地忽视向卡尔扎伊为首的新政权提供经济和政治重建的安全保障，诸如后者极为依赖的人力情报搜集、民事处理、安全部队培训、公共卫生、外语和心理战等，美国都没有把相关功课做好。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曾为美军不擅长反游击战辩解，认为许多失利是因为抵抗势力得到外部支援，例如靠贩毒、周边国家援助等。然而，在彼得斯等人看来，这种解读是经不住推敲的：外部支援确实能增强弱国的抵抗意志，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战略导向，这些援助无异于杯水车薪。自古以来，对一支军队战斗力的评估既包括可测算的具体指标（如兵力、武器数量和战机飞行架次），也包括无形的指标（如领导艺术、组织水平和士气）；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和正确的战略，外部支援是不可能改变弱者的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