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黑孤儿院”：用假孤儿赚善款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06月12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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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孤儿院里的孩子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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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O在柬埔寨开设英语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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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O英语学校里的孩子与外国志愿者 |
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柬埔寨，孤儿院成为他们必去的旅游景点。
同情心泛滥、出手阔绰的西方游客，让柬埔寨生活困窘的父母们有了这样的共识：把孩子送进孤儿院，等于为孩子提供了“教育、医疗保健和更好的营养”。
很快就有人嗅到了“商机”，开发柬埔寨的“孤儿产业”。
为了改变现状，外国志愿者付出了很多努力。
孤儿院中有多少假孤儿
柬埔寨男孩西玛有些脾气，这个11岁的助理教师和翻译，喜欢利用自己的权力耍点儿小威风。
没有他，教英语的外国志愿者没办法和学生们交流，也管不住那群心思到处乱跑的年幼学生。
简陋的两间教室，坐落在金边往北两英里处的一个铁皮棚里。教室里放着整齐的木头桌椅；白板悬挂在教室前面，上面写着“周五快乐”；旁边站着来自澳大利亚的志愿者克莱尔，她试图带领小学生做游戏，却被四处乱跑的孩子搞得手忙脚乱。
西玛袖手旁观，间或与克莱尔讨价还价一番。上课时，他坐在教室后面跟母亲打电话，无聊了就骑着自行车绕着教室兜圈子，偶尔把犯错的学生揪出教室。
在亚洲贫困儿童救助组织（SCAO）里，没有一个志愿者能待足够长的时间，充当西玛的角色。
这里是个英语学校，每天都有500名儿童来学英语。但它更重要的角色，是养活17个孩子的孤儿院。
每天，志愿者老师、西玛和其他16个孩子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屋子很脏，外面是一条满是垃圾的马路。
问题是，孩子们并非真正的孤儿。除了一个孩子，其余人的父母都活着。
西玛的父亲在他6岁那年去世，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地做裁缝活计，还是负担不起儿子的学费和医疗费。绝望之下，西玛被送到SCAO，他可能从西方游客手中获得“奢侈品”，还有在大城市里生活的机会。
西玛抓住了机会。他学会了流利的英语，玩电脑是行家里手，还获得了医保，却远离母亲，变得顽劣孤僻、细腻敏感。
在柬埔寨，像西玛一样的孩子不计其数。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遍布柬埔寨的500多所孤儿院中，有71%的儿童并非孤儿。他们因为同样的理由被送到孤儿院，却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西玛那样的运气。
对孩子们来说，孤儿院关门未必是好事
柬埔寨孤儿院里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把“被参观”当成工作。
平时，他们“被迫劳动，做不愿意做的事”，甚至被训练成扒手；有游客前来时，他们就被推到台前，成为吸引捐款的诱饵。身体上的损害令人担忧，但更具破坏性的是精神上的压抑。
在从红色高棉时代走过来的瑟坦·李看来，这简直是“一部活生生的《孤雏泪》”。
柬埔寨儿童信托基金（CCT）的创始人塔拉·温克勒告诉美国《VICE》杂志，儿童成为“赚钱的旅游景点”，并不是“目前困扰柬埔寨孤儿院最严重的问题”。瑟坦透露，西方一些恋童癖到柬埔寨的孤儿院工作，很多孤儿院中性侵横行。
2007年，CCT从孤儿院“新芽教育”中救出14个孩子。这里的主管对孩子们实施性侵和身体虐待，只提供极少的食物，孩子们只好捉老鼠填饱肚子。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人经营的一个孤儿院被关闭，面临虐待儿童、贩卖儿童的指控。一个星期后，另一家孤儿院的董事因涉嫌猥亵女童被捕，他的孤儿院还开着，但离关门不远了。
对孩子们来说，孤儿院关门未必是件好事。他们沦落街头，没法回家，没有生存能力。
女孩们的归宿，常常是在狭小肮脏的酒吧里，为年老的游客提供性服务。其他人被“打包”送到工厂去做劳工，工资极低，营养不良，一个月只有4天假期。由于受教育水平太低，他们别无选择。
“750美元或1500美元，就可以让政府睁只眼闭只眼”
柬埔寨的孤儿院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红色高棉的首领波尔布特在全国展开了9次大清洗，成千上万个孩子流离失所，非政府组织通过建立孤儿院挽救局势。
自2005年起，大量外国游客涌入柬埔寨，他们的数量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仅2012年，就有350万名西方游客来到这里，孤儿院几乎成为他们必去的旅游景点。
同情心泛滥、出手阔绰的西方游客，让柬埔寨生活困窘的父母们有了这样的共识：把孩子送进孤儿院，等于为孩子提供了“教育、医疗保健和更好的营养”。
很快就有人嗅到了“商机”，开发柬埔寨的孤儿，成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热门“产业”。孤儿的人数在下降，孤儿院的数量却激增75%。
这个蓄谋已久的计划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他们打着帮助孤儿的幌子，所做的一切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瑟坦·李告诉《VICE》杂志，“他们抢走本该用在孩子身上的捐款，装进自己的口袋。”
一些“黑孤儿院”无照经营，所有操作都在暗中进行，一些孤儿院甚至愿意花一小笔钱，从贫困父母手中购买“孤儿”。
柬埔寨花了20年建立起一个法庭系统，惩罚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红色高棉成员，不太可能很快介入对孤儿院的调查。“750美元或1500美元就可以让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瑟坦抱怨道。
据说，柬埔寨政府已经承诺进行调查，如有必要，会突击检查孤儿院。塔拉和瑟坦的愿望，是让孩子们回到父母身边。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父母们始终相信，孤儿院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光明的前景。
“我要为他找一个柬埔寨女孩结婚”
西玛很幸运，因为SCAO是个真正的慈善机构。为了避嫌，它不再自称孤儿院，而是保健中心。
这里的孩子有医保，可以接受教育。从SCAO毕业的两个孩子，一个上了大学，另一个成了经营养鸡场的企业家。
SCAO给了孩子们回家的权利，都被拒绝了，孩子们说喜欢这里。有个孩子回家10个月后又回来，他说他想念这里。
西玛的母亲似乎相信，他是保健中心里最好的孩子。最近，母亲给他打电话，告诉他，8岁的弟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被送到保健中心来。
外国游客的钱让这个行业不规范起来，为了改变现状，外国志愿者付出了很多努力。
24岁的澳大利亚小伙卡尔在SCAO待了5个月，是在这里时间最长的志愿者。他开设了计算机课程，还扮演了叛逆男孩西玛父亲的角色。每天，他都会跟西玛聊天，从女孩子、作业一直聊到动作片。
“西玛是班上最聪明也最叛逆的孩子，”卡尔告诉美国《大西洋月刊》，“我不希望他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卡尔高中辍学，17岁时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他经历过困难和饥饿，加入过青少年犯罪团伙，还吸过毒。
他在昆士兰做过一切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作——销售、保险、调酒、修屋顶，直到加入SCAO，才觉得“让我的生活充满热情”。
卡尔来到柬埔寨，既是冒险，也是体验一种别样的生活，这是年幼的西玛无法理解的。当他的努力开始发挥作用时，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最后一天到来时，SCAO的孩子们围着卡尔，排队在他的T恤上签名，争相投进他的怀抱，希望跟他多待一会儿。西玛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他躺在角落的桌子上，假装在读《星球大战》漫画书。上一次志愿者约翰离开时，西玛整整一周没有说话。
卡尔要走了，孩子们跑到街上目送他离开，西玛没有去。最后一刻，他忍不住跑到街上，却只看到卡尔的摩托车消失在拐角处。
两天后，西玛和一批新的志愿者坐在一起看柬埔寨恐怖片。
“我希望明年再见到卡尔。”西玛告诉《大西洋月刊》，“我要为他找一个柬埔寨女孩结婚，这样他就会永远留在这里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柬埔寨，孤儿院成为他们必去的旅游景点。
同情心泛滥、出手阔绰的西方游客，让柬埔寨生活困窘的父母们有了这样的共识：把孩子送进孤儿院，等于为孩子提供了“教育、医疗保健和更好的营养”。
很快就有人嗅到了“商机”，开发柬埔寨的“孤儿产业”。
为了改变现状，外国志愿者付出了很多努力。
孤儿院中有多少假孤儿
柬埔寨男孩西玛有些脾气，这个11岁的助理教师和翻译，喜欢利用自己的权力耍点儿小威风。
没有他，教英语的外国志愿者没办法和学生们交流，也管不住那群心思到处乱跑的年幼学生。
简陋的两间教室，坐落在金边往北两英里处的一个铁皮棚里。教室里放着整齐的木头桌椅；白板悬挂在教室前面，上面写着“周五快乐”；旁边站着来自澳大利亚的志愿者克莱尔，她试图带领小学生做游戏，却被四处乱跑的孩子搞得手忙脚乱。
西玛袖手旁观，间或与克莱尔讨价还价一番。上课时，他坐在教室后面跟母亲打电话，无聊了就骑着自行车绕着教室兜圈子，偶尔把犯错的学生揪出教室。
在亚洲贫困儿童救助组织（SCAO）里，没有一个志愿者能待足够长的时间，充当西玛的角色。
这里是个英语学校，每天都有500名儿童来学英语。但它更重要的角色，是养活17个孩子的孤儿院。
每天，志愿者老师、西玛和其他16个孩子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屋子很脏，外面是一条满是垃圾的马路。
问题是，孩子们并非真正的孤儿。除了一个孩子，其余人的父母都活着。
西玛的父亲在他6岁那年去世，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地做裁缝活计，还是负担不起儿子的学费和医疗费。绝望之下，西玛被送到SCAO，他可能从西方游客手中获得“奢侈品”，还有在大城市里生活的机会。
西玛抓住了机会。他学会了流利的英语，玩电脑是行家里手，还获得了医保，却远离母亲，变得顽劣孤僻、细腻敏感。
在柬埔寨，像西玛一样的孩子不计其数。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遍布柬埔寨的500多所孤儿院中，有71%的儿童并非孤儿。他们因为同样的理由被送到孤儿院，却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西玛那样的运气。
对孩子们来说，孤儿院关门未必是好事
柬埔寨孤儿院里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把“被参观”当成工作。
平时，他们“被迫劳动，做不愿意做的事”，甚至被训练成扒手；有游客前来时，他们就被推到台前，成为吸引捐款的诱饵。身体上的损害令人担忧，但更具破坏性的是精神上的压抑。
在从红色高棉时代走过来的瑟坦·李看来，这简直是“一部活生生的《孤雏泪》”。
柬埔寨儿童信托基金（CCT）的创始人塔拉·温克勒告诉美国《VICE》杂志，儿童成为“赚钱的旅游景点”，并不是“目前困扰柬埔寨孤儿院最严重的问题”。瑟坦透露，西方一些恋童癖到柬埔寨的孤儿院工作，很多孤儿院中性侵横行。
2007年，CCT从孤儿院“新芽教育”中救出14个孩子。这里的主管对孩子们实施性侵和身体虐待，只提供极少的食物，孩子们只好捉老鼠填饱肚子。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人经营的一个孤儿院被关闭，面临虐待儿童、贩卖儿童的指控。一个星期后，另一家孤儿院的董事因涉嫌猥亵女童被捕，他的孤儿院还开着，但离关门不远了。
对孩子们来说，孤儿院关门未必是件好事。他们沦落街头，没法回家，没有生存能力。
女孩们的归宿，常常是在狭小肮脏的酒吧里，为年老的游客提供性服务。其他人被“打包”送到工厂去做劳工，工资极低，营养不良，一个月只有4天假期。由于受教育水平太低，他们别无选择。
“750美元或1500美元，就可以让政府睁只眼闭只眼”
柬埔寨的孤儿院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红色高棉的首领波尔布特在全国展开了9次大清洗，成千上万个孩子流离失所，非政府组织通过建立孤儿院挽救局势。
自2005年起，大量外国游客涌入柬埔寨，他们的数量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仅2012年，就有350万名西方游客来到这里，孤儿院几乎成为他们必去的旅游景点。
同情心泛滥、出手阔绰的西方游客，让柬埔寨生活困窘的父母们有了这样的共识：把孩子送进孤儿院，等于为孩子提供了“教育、医疗保健和更好的营养”。
很快就有人嗅到了“商机”，开发柬埔寨的孤儿，成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热门“产业”。孤儿的人数在下降，孤儿院的数量却激增75%。
这个蓄谋已久的计划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他们打着帮助孤儿的幌子，所做的一切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瑟坦·李告诉《VICE》杂志，“他们抢走本该用在孩子身上的捐款，装进自己的口袋。”
一些“黑孤儿院”无照经营，所有操作都在暗中进行，一些孤儿院甚至愿意花一小笔钱，从贫困父母手中购买“孤儿”。
柬埔寨花了20年建立起一个法庭系统，惩罚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红色高棉成员，不太可能很快介入对孤儿院的调查。“750美元或1500美元就可以让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瑟坦抱怨道。
据说，柬埔寨政府已经承诺进行调查，如有必要，会突击检查孤儿院。塔拉和瑟坦的愿望，是让孩子们回到父母身边。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父母们始终相信，孤儿院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光明的前景。
“我要为他找一个柬埔寨女孩结婚”
西玛很幸运，因为SCAO是个真正的慈善机构。为了避嫌，它不再自称孤儿院，而是保健中心。
这里的孩子有医保，可以接受教育。从SCAO毕业的两个孩子，一个上了大学，另一个成了经营养鸡场的企业家。
SCAO给了孩子们回家的权利，都被拒绝了，孩子们说喜欢这里。有个孩子回家10个月后又回来，他说他想念这里。
西玛的母亲似乎相信，他是保健中心里最好的孩子。最近，母亲给他打电话，告诉他，8岁的弟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被送到保健中心来。
外国游客的钱让这个行业不规范起来，为了改变现状，外国志愿者付出了很多努力。
24岁的澳大利亚小伙卡尔在SCAO待了5个月，是在这里时间最长的志愿者。他开设了计算机课程，还扮演了叛逆男孩西玛父亲的角色。每天，他都会跟西玛聊天，从女孩子、作业一直聊到动作片。
“西玛是班上最聪明也最叛逆的孩子，”卡尔告诉美国《大西洋月刊》，“我不希望他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卡尔高中辍学，17岁时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他经历过困难和饥饿，加入过青少年犯罪团伙，还吸过毒。
他在昆士兰做过一切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作——销售、保险、调酒、修屋顶，直到加入SCAO，才觉得“让我的生活充满热情”。
卡尔来到柬埔寨，既是冒险，也是体验一种别样的生活，这是年幼的西玛无法理解的。当他的努力开始发挥作用时，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最后一天到来时，SCAO的孩子们围着卡尔，排队在他的T恤上签名，争相投进他的怀抱，希望跟他多待一会儿。西玛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他躺在角落的桌子上，假装在读《星球大战》漫画书。上一次志愿者约翰离开时，西玛整整一周没有说话。
卡尔要走了，孩子们跑到街上目送他离开，西玛没有去。最后一刻，他忍不住跑到街上，却只看到卡尔的摩托车消失在拐角处。
两天后，西玛和一批新的志愿者坐在一起看柬埔寨恐怖片。
“我希望明年再见到卡尔。”西玛告诉《大西洋月刊》，“我要为他找一个柬埔寨女孩结婚，这样他就会永远留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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