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高房价受益者，孩子却是受害者

    所有的房产是赃物，那我就是大窃贼。我通过地产代理公司福克斯顿把房子卖了。实际上，同20年前在伦敦买房子，装饰漂漂亮亮后住进去的人一样，房子带来的收益与精明或商业头脑无关。无非就是房价飞涨了。我就是受益者，我的孩子却是受害者。

    一提到房子，有些人就要发疯。或许，我应该装作自己是住在纸袋子里，我卖房子赚大钱那是由于自己有眼光。但我根本不会装。

    我运气好。从公共租赁房退出后得到了补偿，得以成为共有产权房计划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说，是改变人生的大事。

    换房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当你有孩子时，能摆脱他们十分重要。我现在搬到了一个更小的房子，原因之一是他们可以离开我。他们从未跟我要过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要贷款，要付高房租，若无亲人帮助，他们即便有工作，也无法在这个出生长大的城市买房。

    你可以说我收入超乎常人，因为我买了房，或者我们可以阻止这种分化，因为住房是所谓代际冲突的根源。

    我发现，一涉及有关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就条件反射式反感。小时候住在鞋盒子般的房子时，我从未听说过“遗产继承”一说。我妈确实有那个心愿，但她忘记签名了，去世时没有遗嘱，也没有多少财产留下，只有一件皮大衣和一些……“东西”。

    我搬到伦敦后，才听别人谈起父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有朝一日什么会是他们的了。在我看来，成为中产阶级既病态又俗气。

    瞧，阶级意识从来都不是从理论上学到的，它是胃里的一个结块，在某个可恨的晚宴上形成的。当你反刍难以消化的现实时，你会感到心痛。你不得不过着某种生活，这样当你死时，可以给孩子留下财产，如果更多的话当然更好。这是你的存在理由。

    但眼下，许多年轻人根本得不到多少财产。一个年轻教师在伦敦中央地区买得到什么房产？我们仍被俗气的电视和纸媒房地产广告包围，而这被认为是体面的。

    我“缩减房子大小”的一个原因，反映了代际分裂的另一面。我的养老基金垮了。所以，我买房拿来出租，让自己老有所养。但现在，我觉得必须资助我的孩子。所以，我得一直工作，这很糟糕。

    那些没有房子，又要受到卧室税和福利上限规定影响的人——全都是租房一代，当然处境更差了。但从政治上讲，我们必须消除鸿沟。我们现在都明白了增长的幻象落空了。连富人——像我这样的人，都担心自己和孩子的将来时，穷人只能是糟糕透顶了。但这是跨代、跨阶级的问题。

    不过，像多数坏事一样，危机到来后总是可以找到替罪羊。比如，我读到《泰晤士报》一篇文章的标题称：“‘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是坐飞机的老女人。”

    如果房产是赃物，我就真的想住在帐篷里？每当我说，我的房子值一些钱时，会计总是问我这个问题。

    当然，大西洋那边，在有些地方（比如底特律）周边，帐篷城纷纷冒出。当“拥有房子”被拔高到某种奇怪的哲学原则时，疯狂之事就发生了——拥有变得比居住更重要。

    房子不是心灵栖息之所，而是跟利息率和遗产税相关的地方。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