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不必要地卷入与中国的纷争

    曾执掌美国国防部的拉姆斯菲尔德被视为老牌“鹰派”人物，尽管如此，他在对华交往方面行事谨慎，而且深知与中国保持沟通的重要意义。

    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坦白讲，那时我对其没什么好感。在国会，我是“百万人委员会”的支持者。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对红色中国的妥协”。继尼克松历史性地迈出第一步之后，我1974年与亨利·基辛格一同访问了中国，与时任副总理，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

    在我们的会谈上，邓小平尝试理解美国的民主体制。他很想知道美国国会如何能够将美国的法律适用于中国，旨在要回此前25年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接管政权时美国损失的财产。“我可以向你解释，”我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但是得喝很多茅台才能说完。”

    和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不同，中国人习惯于前瞻数步，同时希望能够利用时局。基辛格博士有一次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玩的游戏不是跳棋也不是象棋，而是一种更为复杂、需要耐心与警觉的游戏。“那是完全不同的，”他说，“而且他们很擅长于此。”

    我也对此颇有同感。在这片土地上，孙子的作品不是奇幻的历史文学著作，而是其决策者至今仍然奉行的生存准则。这些著述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长期性的战略思维方式。“微乎微乎，至于无形；”孙子写道，“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他的另一句教导是：只要通过精心准备，洞悉对手，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尝试“想中国人之所想”

    进入小布什总统的政府后，我对中国的态度更谨慎了。它一再宣称要寻求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强化这一承诺，但与此同时，它也在稳步提升军事能力。我打算弄清楚中国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对其邻国和邻近地区，如印度、新加坡、蒙古、越南，以及我们的盟友日本和韩国会有什么影响？对太平洋地区的商业流通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在国防支出和意图上讳莫如深？有趣的是，每当我在各种外交论坛上提出类似问题，都会有人大肆宣扬我对中国采取的是“强硬路线”。

    不管我对中国人的意图有何担忧，和对待俄罗斯人一样，我总是尝试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制定政策往往需要妥协。如果美国政府表现得过于随和，中国人可能会认为那是我们的弱点。相反，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有威胁的敌人，我们的敌对态度可能会促使激进派在中国内部辩论中占上风。因此，我重返政界不久，就在备忘录上写下了三句话：

    *我们应该避免不必要地卷入与中国的纷争。

    *直面中国，把我们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列出来，告诉他们如何行动才会奏效。

    *我们今天的目标应该是：不再强调他们是威胁，审时度势，思考在他们逐渐强大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建立对我们更有利的关系。

    南海撞机 美国棋输一着

    2001年4月2日一早，也就是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迫降一天后，小布什把鲍威尔、赖斯和我召集到总统办公室，询问我们每个人的态度。鲍威尔和赖斯显然倾向于道歉，还主张暂停例行侦察飞行。这些观点反映出他们希望尽快结束这一不幸事件的心态，让机组人员获释回家，美国哪怕需要低声下气也在所不惜。

    总统问我的看法时，我说我不赞成道歉或暂停侦察飞行，认为那样等于示弱。而且，我建议暂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接触。布什原则上表示同意，对道歉还是犹疑不决。

    僵局最终被打破。总统批准美国驻华大使馆给中国外交部长递上一封信，对中国“飞行员丧生、飞机坠毁”和我们的飞机在没有得到“口头许可”情况下进入中国领空表示“遗憾”。这样的措辞实际上已经是在道歉了，而且中国人也接受了。24名美国军人获释，之后，虽然又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最终取回了那架倒霉的飞机

    只要我们表现出坚定、坦诚的合作意愿，就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合作。撞机事件本可以让两国更好地了解彼此，不幸的是，我想美国在那次经历中并没占到上风。

    □摘自《已知与未知》，华文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