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桥下彻的“天敌”——
平衡日本政治天平的那些“砝码”
本报记者 庄庆鸿
《
青年参考
》（
2013年05月22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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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日本有“右翼”极端之声，左翼的反对声音就会马上出现。图片来源CF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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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媒体称，日本首相安倍近日坐在战斗机中的照片，令人想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残暴罪行。 |
桥下彻的“慰安妇”言论一出，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坐不住了。日本共同社16日报道，安倍15日表示“我一次也没说过日本不曾侵略”，并称将继承“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的村山谈话”。
很多人只看到安倍晋三此次的“口风反转”，却忽视了日本国内那批长年和“桥下彻们”抗争的日本人。他们是日本“势弱的左翼”、强大右翼的“天敌”，也是站在日本政治天平另一端的“砝码”。
日本左翼：声音不算大，但不能没它
在“桥下发言”的第一时间，东京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就进行了反驳。
“著名的‘河野谈话’早就承认了二战日军有关慰安妇的罪行，时至今日，为何桥下又要跳出来，为慰安妇制度辩护呢？整个社会好不容易确立的共识，他竟任意否定，这也太肆意妄为了！”75岁高龄的和田春树说。
这位身材瘦削、戴着眼镜、头发蓬乱的老者，很多中国人并不认识。其实，他是日本知名的左翼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95年，他就担任了村山富市内阁设立的“亚洲女性基金”资料委员会委员。为了慰安妇问题，他一次次和日本右翼“争个明白”。
2001年4月、扶桑社的右翼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教育部门的审定。和田春树对此强烈抗议，并发表了联名声明。
很多中国人的“反日情结”，都源于这本教科书。但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左翼微弱的抗争，其实一直在持续。
根据2003年日本公安调查厅《内外情势回顾与展望》，教科书采用者一直收到日本共产党等左翼团体的抗议电话和传真。在日本文科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办公地点的周边，左翼也举行了示威。
多年来，在日本被视为“过激”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战旗派”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主导了“亚洲共同行动日本联络会议”，并联合反对教科书的工会、韩国人团体，持续向日本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和地方议会进行抗议、游说。
这些，都使得这本右翼教科书无法在日本全国通行无阻。
枥木县的都贺地区一度想采用此书，但“百万人署名运动”的抗议电话马上汹涌而至，地方议会措手不及，只得撤回决议。
每当日本有“右翼”极端之声，左翼的反对声音就会马上出现。尽管这声音相对微弱，但让日本不至于在右倾道路上走得太远。
这一次，和田春树也大声疾呼：“不管私下里人品如何，桥下彻必须为此辞去公职！”
“认识一位日本左翼，学生时代就跟右翼是死对头，但这位坚定的左翼认为：政府没有资格封杀右翼言论和编写出版的权利，政府若这样做，就是违法。而现在日本全国形势右倾，左翼势弱，日本‘新右翼’领袖铃木邦男也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忧虑，害怕日本右翼从此失去天敌，日本社会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微博认证为旅日作家的“辛子IN日本”在微博上写道。
与左翼“共命运”的日本右翼
实际上，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壮大，一半是左翼的“功劳”。
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爆发了大规模的左翼学生运动。当时负责镇压的日本警察厅警力不足，“反共拔刀队”于是走上街头，诉诸暴力的右翼团体因此诞生。
为和左翼对抗，民族主义的右翼人士开始走向规模化、组织化。在右派学生成立的组织中，“日本学生会议”、“全国学生自治体联络协议会”和“日本学生同盟”都在日本影响较大。
如今仍活跃着的“新右翼”领袖铃木邦男，当时是早稻田大学学生。他担任了“全国学生自治体联络协议会”首任委员长。后来，他自我忏悔道：“那个时代的我，只是个凡事诉诸暴力的学生。”
这些右翼组织的旗号是民族主义，在今天看来可能难以置信，他们的主张也包含了反美立场。
当时的日本左翼力量非常强大——共产主义革命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共产主义劳动者党派、亲中国派系等，当时都是日本《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的弹压对象。它们之外，又生出无数的小党派。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市民活动逐渐转向以环保、信息公开透明、消费者维权为目的，很多人提出，“左、右翼”的简单站队应当“谢幕”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偏右的保守政党实际占据了执政党地位，左翼逐渐式微。
冷战结束时，日本右翼势力曾狂欢庆祝。铃木邦男却发出了警告：“右翼该恐惧的，正是天敌——左翼的倒下。”这样“不合群”的声音，使他被骂“披着右翼皮的左翼”、“实际是左翼组织的代理人”。
据1990年出版的《知识大观》调查，当时的日本右翼团体虽只有50个，人数却有2.2万人。到1999年，日本警察厅调查称，右翼团体约有900个，成员却只有1万人左右，其中还包括一人参加多个团体的重复计算。
“现在的时代，不该分左右”
“不该分左右。”这句话是铃木邦男的口头禅。“我这样说，一定没有朋友。”虽然他如此感叹，但其实也算在“左右逢源”。
让极右分子目瞪口呆的是，铃木邦男和“新左翼”领袖竹中劳、东日本铁路公司最大的工会会长松崎明、牧田吉明等人，都交上了朋友。“即使是敌对阵营，我也要从他们身上学习，摸索和他们一起战斗下去的方法。”
无独有偶，1991年过世的竹中劳，也和1993年过世的“新右翼”代表人物野村秋介有着“奇妙的友谊”。
渐渐地，铃木邦男的观点，竟也不时地出现在左翼报纸上。比如他虽也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扩大日本自卫队权限，但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安倍晋三等自民党大佬：“虽然现在的宪法是被战胜国强加的，但它给了人民自由，远远超过没有自由的自定宪法。”
有时，他也出席左翼的集会和游行。每当此时，主持人就会因“势单力孤”的他而专门加一句话：“今天，感谢这么多的左右翼人士来到现场。”
左翼团体在东京举行反核电游行时，他也参加了。“虽然到场的右翼只有我一个，但这让活动超越了左右翼的界限。能为多样性做出贡献，我很欣慰。”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铃木把自己称为“跨界人”。“人们的常识是，左翼一定认为只有自己正确，右翼是必须打倒的对象，不能联合起来。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的时代，不该分左右。”百年前，日本左翼思想家大杉荣就曾如此说过。而今，这句话成了铃木邦男的座右铭。
桥下彻的“慰安妇”言论一出，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坐不住了。日本共同社16日报道，安倍15日表示“我一次也没说过日本不曾侵略”，并称将继承“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的村山谈话”。
很多人只看到安倍晋三此次的“口风反转”，却忽视了日本国内那批长年和“桥下彻们”抗争的日本人。他们是日本“势弱的左翼”、强大右翼的“天敌”，也是站在日本政治天平另一端的“砝码”。
日本左翼：声音不算大，但不能没它
在“桥下发言”的第一时间，东京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就进行了反驳。
“著名的‘河野谈话’早就承认了二战日军有关慰安妇的罪行，时至今日，为何桥下又要跳出来，为慰安妇制度辩护呢？整个社会好不容易确立的共识，他竟任意否定，这也太肆意妄为了！”75岁高龄的和田春树说。
这位身材瘦削、戴着眼镜、头发蓬乱的老者，很多中国人并不认识。其实，他是日本知名的左翼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95年，他就担任了村山富市内阁设立的“亚洲女性基金”资料委员会委员。为了慰安妇问题，他一次次和日本右翼“争个明白”。
2001年4月、扶桑社的右翼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教育部门的审定。和田春树对此强烈抗议，并发表了联名声明。
很多中国人的“反日情结”，都源于这本教科书。但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左翼微弱的抗争，其实一直在持续。
根据2003年日本公安调查厅《内外情势回顾与展望》，教科书采用者一直收到日本共产党等左翼团体的抗议电话和传真。在日本文科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办公地点的周边，左翼也举行了示威。
多年来，在日本被视为“过激”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战旗派”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主导了“亚洲共同行动日本联络会议”，并联合反对教科书的工会、韩国人团体，持续向日本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和地方议会进行抗议、游说。
这些，都使得这本右翼教科书无法在日本全国通行无阻。
枥木县的都贺地区一度想采用此书，但“百万人署名运动”的抗议电话马上汹涌而至，地方议会措手不及，只得撤回决议。
每当日本有“右翼”极端之声，左翼的反对声音就会马上出现。尽管这声音相对微弱，但让日本不至于在右倾道路上走得太远。
这一次，和田春树也大声疾呼：“不管私下里人品如何，桥下彻必须为此辞去公职！”
“认识一位日本左翼，学生时代就跟右翼是死对头，但这位坚定的左翼认为：政府没有资格封杀右翼言论和编写出版的权利，政府若这样做，就是违法。而现在日本全国形势右倾，左翼势弱，日本‘新右翼’领袖铃木邦男也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忧虑，害怕日本右翼从此失去天敌，日本社会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微博认证为旅日作家的“辛子IN日本”在微博上写道。
与左翼“共命运”的日本右翼
实际上，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壮大，一半是左翼的“功劳”。
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爆发了大规模的左翼学生运动。当时负责镇压的日本警察厅警力不足，“反共拔刀队”于是走上街头，诉诸暴力的右翼团体因此诞生。
为和左翼对抗，民族主义的右翼人士开始走向规模化、组织化。在右派学生成立的组织中，“日本学生会议”、“全国学生自治体联络协议会”和“日本学生同盟”都在日本影响较大。
如今仍活跃着的“新右翼”领袖铃木邦男，当时是早稻田大学学生。他担任了“全国学生自治体联络协议会”首任委员长。后来，他自我忏悔道：“那个时代的我，只是个凡事诉诸暴力的学生。”
这些右翼组织的旗号是民族主义，在今天看来可能难以置信，他们的主张也包含了反美立场。
当时的日本左翼力量非常强大——共产主义革命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共产主义劳动者党派、亲中国派系等，当时都是日本《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的弹压对象。它们之外，又生出无数的小党派。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市民活动逐渐转向以环保、信息公开透明、消费者维权为目的，很多人提出，“左、右翼”的简单站队应当“谢幕”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偏右的保守政党实际占据了执政党地位，左翼逐渐式微。
冷战结束时，日本右翼势力曾狂欢庆祝。铃木邦男却发出了警告：“右翼该恐惧的，正是天敌——左翼的倒下。”这样“不合群”的声音，使他被骂“披着右翼皮的左翼”、“实际是左翼组织的代理人”。
据1990年出版的《知识大观》调查，当时的日本右翼团体虽只有50个，人数却有2.2万人。到1999年，日本警察厅调查称，右翼团体约有900个，成员却只有1万人左右，其中还包括一人参加多个团体的重复计算。
“现在的时代，不该分左右”
“不该分左右。”这句话是铃木邦男的口头禅。“我这样说，一定没有朋友。”虽然他如此感叹，但其实也算在“左右逢源”。
让极右分子目瞪口呆的是，铃木邦男和“新左翼”领袖竹中劳、东日本铁路公司最大的工会会长松崎明、牧田吉明等人，都交上了朋友。“即使是敌对阵营，我也要从他们身上学习，摸索和他们一起战斗下去的方法。”
无独有偶，1991年过世的竹中劳，也和1993年过世的“新右翼”代表人物野村秋介有着“奇妙的友谊”。
渐渐地，铃木邦男的观点，竟也不时地出现在左翼报纸上。比如他虽也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扩大日本自卫队权限，但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安倍晋三等自民党大佬：“虽然现在的宪法是被战胜国强加的，但它给了人民自由，远远超过没有自由的自定宪法。”
有时，他也出席左翼的集会和游行。每当此时，主持人就会因“势单力孤”的他而专门加一句话：“今天，感谢这么多的左右翼人士来到现场。”
左翼团体在东京举行反核电游行时，他也参加了。“虽然到场的右翼只有我一个，但这让活动超越了左右翼的界限。能为多样性做出贡献，我很欣慰。”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铃木把自己称为“跨界人”。“人们的常识是，左翼一定认为只有自己正确，右翼是必须打倒的对象，不能联合起来。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的时代，不该分左右。”百年前，日本左翼思想家大杉荣就曾如此说过。而今，这句话成了铃木邦男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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