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1979年，中国市场经济“元年”

    也许，当审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转折时，我们倾向于关注领导者。但他们并不是这出戏剧中惟一的角色。邓小平和他的同僚取得了成功，因为正是他们启发了几百万名普通中国人的创造力和企业精神。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卖早茶的市场经济首批“试水者”

    1979年1月，就在邓小平准备美国之行前，一个叫容志仁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广州。这座广东省最大的城市，与香港仅一江之隔。

    容志仁当时已满30岁，但与同龄人相比，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成就。1966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的高等教育被终结了。接下去的几年，1700万名年轻学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上山下乡的淳朴生活中，向贫下中农学习。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直到1977年才恢复。1979年初，只有700万名大学生返城。

    “文革”结束后，绝大多数学生待在了下乡的地方。但容志仁没有。1969年他去了农村，很快就抓住机会逃离了那里。之后的10年，他四处躲避警察的追捕，靠各种各样的零活为生，比如给人画像或当导游。他住在朋友家，并不断变换住处。

    1978年12月，他回到广州，但仍在“逃窜”。一天，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确定了经济改革的方针。

    和几百万名中国人一样，容志仁意识到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即将发生，包括中国开始对市场经济敞开大门。“我知道这个政策会持续下去，因为中国人想要致富。”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1979年1月，容志仁决心成为首批“试水者”。他申请了商业执照，繁琐的行政手续听起来让人气馁，其中一项甚至是提供完整的体检报告。但容志仁在几天内就完成了全部手续。希望推进改革的广东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鼓励商业创新了。

    容志仁的生意在3月18日开张了，他选择这个日子是为取个好彩头，18在中文中的谐音是“要发”。在邻居建议下，容志仁开设了一家小小的广式早茶店，招牌菜是当地人喜欢的传统食品砂锅粥。

    容志仁当时100元人民币的启动资本中，60元是向女朋友借的，店内的桌椅和煮粥的大锅是向朋友借的。最初，他很紧张。当个体户让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皱眉头，认为这样的工作是自降身份。但当他投入到每天的生意中，疑虑逐渐消失了，利润滚滚而来。没过多久，他的饭馆就取得了巨大成功。

    从“Shumchun”到“深圳”

    1979年5月，汤姆·高曼，一位在香港做生意的美国人，再次来到中国内地参加广东交易会。他是香港一家商业杂志的出版商，已多次参加过这个交易会，因此他很熟悉交易会惯例。

    上世纪70年代，想要和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做生意，必须遵照固定流程。他们只能从香港进入内地，从九龙尖沙咀站上火车，向北行驶到罗湖关口。在那里，他们必须下车提着行李步行通过友谊大桥。面色严肃的海关人员等待着他们，检察他们的签证，并准许他们入境。

    1979年的春天，和之前的每次一样，海关人员指引高曼进入等候室，填了一大摞表格，罗列了所有行李，海关人员按惯例检察他的疫苗接种记录（如果没有接种指定的疫苗，他们会在关口现场接种，因此事先准备好很重要）。到了这时，已是中午了，下一步高曼和同行者将要到达的是一个边境餐馆，那里提供丰富的午餐，还提供青岛啤酒。

    午餐过后是午睡时间，除了一间放着戴了椅套的扶手椅的休息室，没有什么选择。中国南方的夏天十分闷热，内地当时还没有空调。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只有有限的几趟，多年后高曼回忆从活力十足的香港前往睡意沉沉的内地的旅程时说，“你不再是自己的主人，需要你的时候自然会通知你。”

    当高曼和其他美国人在交易会上，看到一群中国工作人员靠近他们时，都坐直了身子。工作人员问美国人有没有兴趣考察一个投资机会，距离广州不算远，需要两天一夜的时间。美国人一口答应。

    到了指定的日子，他们坐着一辆中巴从广州出发，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了几个小时，车子一度抛锚，所有人都得下车步行到下一站，以便中方工作人员安排另一辆车。这段步行的路不算浪费时间，这群人路过了一个乡村集市，当地农民正贩卖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美国人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景象。

    最终，顶着烈日行进了一整天，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其实就在距离罗湖口岸不远的地方。美国人跟随中方人员来到了一个防波堤上，导游指着远方。

    美国人没明白要看的是什么，映入眼帘的是再普通不过的南中国景致：水稻田里的农民赶着水牛在劳作，池塘里有鸭子游过。树影稀疏，散落着一些农民的住宅。

    中国工作人员描述着的，和眼前的景色似乎没有关系。他们说，这个地方叫做“宝安外贸区”，政府计划将这里设计成外国人投资的特区。按照计划，这里将成为化工厂、纺织业工厂和制造业工厂的聚集区。这里还将有许多为外国商人准备的酒店。这会是投资的好机会。

    美国人以为中国人疯了。“这挑战了所有人的想象力。”高曼说，“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听完后认为，‘是啊，这听起来很可行。’我们的反应是，‘拜托，开什么玩笑’？！”

    外贸区所在的村子和流过的河流同名——Shumchun（编者注：深圳的广东话发音），很快它有了另一个名字：深圳。

    正是这个地区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吸引了邓小平的注意，当时他已有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估算，如果5%的领土和5%的人口达相对富裕，就能成为改革强有力的催化剂。

    深圳是19个目标区域中的第一个。“邓小平很早就注意这个地区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写道，“在他看来，深圳能很快繁荣起来，是因为能吸引外贸。”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于光远建议广东省官员在深圳建设办公大楼，然后租给香港九龙的商人。因为边界那一边的九龙地价飙升，已带动了租金快速上涨。

    美国商人高曼和同伴都体会过文革时期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因此他们对中国人邀请外国人投资的计划心存疑虑，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美国人不知道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吸引海外投资进入特区的想法，当时已成为正式计划。

    广东省官员构思了更大的格局

    广东省的基层公务员对这个计划满心期待，但推动这个计划的主要是邓小平。当1977年第三次从政治边缘回到权力中心后，他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认识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已落后了。

    邓小平访问日本，看到了日本战后快速增长，达全球经济顶峰。他访问新加坡，发现这个国家尽管在绝对面积上小，但展示了一党执政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东亚模式的能量。

    这并不是全部，邓小平和同僚也注意到香港和台湾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们都摆脱了自给自足，参与了全球贸易。特别是台湾，从出口加工特区获得丰厚利润，这些特区为吸引外资配备了特殊的商业、法律、税收政策和训练有素的廉价劳动力。

    创造性吸引外资的推动力，不仅来自上层。在地区层面也有强烈的呼吁声音，尤其是将从外贸中获利最多的地区——与香港比邻的广东省。

    省会广州历史上就是贸易集散地，封建时期这里就是少数外国人与中国通商的地方之一。广东和外部世界始终保持着联系，这意味着即使在毛泽东时代，“非法的”对外贸易也在进行。很多广东居民从住在香港或者海外的亲属那里获得汇款，而这些资金成了该地区的主要资金渠道。

    广东政府官员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们希望把握中央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新精神。他们尝试与香港建立贸易渠道，但他们已在构思更大的格局。

    1978年广东省的一些官员到西欧考察，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不仅对巴黎戴高乐机场现代化的航线控制系统和荷兰农场的自动挤牛奶技术印象深刻，而且惊讶于当地主人向他们介绍新事务的热情，和欧洲商人到中国投资的热情。

    外部世界的经济趋势，促使广东省的官员向世界敞开大门。香港正经历着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瓶颈：工资的快速上升。这大大打击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而香港商人迫切希望找到新的劳动力资源。最佳选择就在边界的那一边。

    推动特区建立的香港小公司

    冯先生是Eltrinic的中级管理人员，这家规模不大的香港公司生产小型电器，比如防盗报警器、电子开罐器、融雪设备等，工人工资的日益增长对它的打击很大。

    所以当公司的一位老板从内地亲戚那里，听说共产党很快要欢迎外资生产时，冯先生格外留心。“我主动要求到内地建厂并寻找工人。”他后来说，“香港劳工短缺让我很担忧。”

    冯先生1978年底来到深圳宝安，很快开始建设一个小工厂，将设备从香港运输过来。内地官员给了他特别通行证，一个厚厚的本子用来记录每次的出入境日期。入关特权并没有减少每次入关要填的表格数量。冯每次进入内地，都觉得“像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79年春天，冯先生在深圳的第一家工厂开工了，雇佣了20名当地工人，第一年的时间用来培训这些工人。工厂生产的是电吹风的加热元件，需要工人具备一定技术，而内地工人都要从头开始学。这些工人中没人见过电吹风，但他们从不挑剔。“让他们生产什么，工人就会生产什么。”冯先生回忆道，“他们丝毫都不在乎生产的是什么。”

    冯先生工厂的建立推动了1979年8月26日整个特区的正式建立。就在广东向北京提出独立管理和吸引外资特权时，广东与外商的第一次接触已开始。

    划定的特区虽被授予吸引外资的特殊条件，但会与中国社会整体隔离。这个想法安抚了党内的保守派，他们担心人民会受到资本主义的腐蚀。

    有意思的是，潜在的外国投资者也对划定特区非常满意。深圳特区需要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但这不是个问题。中国的改革按照设计就是缓慢的，这个国家已经历了足够多的骚乱。最关键的是，由效率驱动而不是意识形态正确性驱动的新经济基石，得到了确立。

    容志仁的经历就是改革的写照。他在1979年春天开的小餐馆，获得了巨大成功。3年后，他已成了富裕的企业家，并在一次广东省杰出人物表彰会上和邓小平会面。

    一个地方企业家能和邓小平会面交谈，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就在几年前，同样的商业尝试可能会让他锒铛入狱，而今却让他获得尊重。

    他说，邓小平一直是他的楷模。“我从他的三起三落中获得激励。”容志仁说，“邓小平1979年再次上台，对我来说是个重要信息。”保存力量，就有机会比苟延残喘做更多事情，甚至可能获得成功。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