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五大洲16个国家的食物拍照
摄影师:让世界“贫困线”看得见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05月15日
2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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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元的小白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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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元的小面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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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元的鸡胸肉 |
当摄影师与经济学家结伴同游世界,探讨贫困问题时,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赵峰和妻子林惠仪给出的答案是:用给食物拍照的方式解读贫困线。
林峰夫妇的成果,是一组看起来名为“贫困线”的千篇一律的照片:一张报纸中间整齐地码放着青菜、主食、水果或肉类,照片下有一行小字,标注着金额和拍摄地。
这意味着,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每天会为食物花多少钱。在美国,这个数字是每天4.91美元,而在马达加斯加,仅有64美分。
近期,“贫困线”网站重新上线,通过更好的交互性设计,让使用者更清楚地明白,对世界各地而言,什么是贫困,什么又是饥饿。
“归根到底,食物才是生活的必需品”
3年前,赵峰在美国纽约和印度加尔各答各待过一周。
站在华尔街上,西装革履、衣着光鲜的人们步履匆匆而过,无视路旁衣衫褴褛的乞丐。凌晨时分,很多无家可归者在火车上和衣而卧,这是他们可以得到休息的惟一方式。
而在加尔各答,人们开车从机场驶往市中心,左边的车道上同样睡满了无家可归的人。当地人告诉赵峰,这是惟一可以睡觉的公共场所,如果去建筑物附近,会被保安赶走。
这让他开始思考:纽约的贫困和加尔各答的贫困,究竟哪个更好?这个问题深深引起了他的好奇与担忧。
而此时,妻子林惠仪正为在旅行中找一些“有意义且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事烦恼。她是学经济的,职业是市场调查,丈夫赵峰则是专业的运动员和摄影师,两人接触到的理念和想法都有所不同。贫困,恰恰成了双方共同关心的焦点。
贫困线的全貌太过复杂,赵峰觉得,像自己这样的门外汉,想要加入这个讨论,就要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就像他在自己网站上所写的那样,“探索一个简单的问题:贫穷到底意味着什么?”
学经济出身的林惠仪习惯于自上而下地看问题,包括国家重大政策、政府导向性等。但作为个体,她又总会接触到非常生活化的东西,和头条新闻或是假想模型大不相同。两人打算,用最直接的方式呈现贫困的状态——食物。
“我认为食物在绝对贫困线的设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林惠仪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基本每个国家和组织,比如世界银行,都会考虑到食物的最少数量。归根到底,食物才是生活的必需品。”
维持人生存一天的最低热量是多少?在当地购买满足最低需求的食物,需要花多少钱?答案并不难找。
在美国,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每天可以在食物上花4.91美元,而在中国,他们需要1美元来购买足够的馒头。日本人一天会花4.84美元用来吃,而印度人一天的伙食费只有60美分。在尼泊尔,45美分的贫困线标准可以买两打西红柿,而在法国,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一天可以为果腹花掉7.68美元。10美元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也许是笔小小的巨款,但这仅是瑞士的贫困线。
“记录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贫困”
计划开始于2010年11月,到2011年底结束时,他们走过了五大洲共16个国家。
每到一个地方,林惠仪都会收集该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了解当地贫困指数。穿梭在一层层统计数据中,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因为最终的数字还要取决于对当地贫困行为的实际调查。
比如在2011年刚开始了解中国时,他们发现了3种差距不小的不同贫困线标准:其一是政府制定的3.3元人民币(编者注:中国贫困线标准在2011年11月29日进行了调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即人均每天约6.3元),按这个数字,中国约有2%的人口,即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若按照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通用的两美元标准,中国有4亿贫困人口;第三个则来自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统计。为衡量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林惠仪很是费了一番功夫。通常,她需要约一周时间来研究一个国家。
一旦林惠仪找到了这个数字,接下来就是赵峰的工作了。
白天,他拍广告片赚钱,到晚上就带钱去当地的平价菜市场买菜,还要进行精心的讨价还价,确保找到最便宜的商品来源。当然,他还要通过网络查找和实地询问,了解当地人常吃的食物。回到宾馆后,他将每种食物在当地报纸上精心码放,用单幅照片分别记录。
对赵峰来说,在当地报纸上拍摄食物,首先是“有趣”,然后才是“实用的理由”。一来希望“记录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贫困”,二来观者可以通过识别报纸上的文本,获得明确的地点提示。
拍摄的食物并不仅限于主食,尽管大多数穷人依靠它们维持生命。但赵峰夫妇告诉BBC,穷人像其他人一样,有同样的口腹之欲。当收入增加时,他们并不一定会把钱花在更多的卡路里上,而是选择吃得更好。
没错,大多数穷人都无法离开大米、谷物或土豆这些必不可少的粮食,但时不时地,他们也想吃点肉和蔬菜,或者别的好东西,比如甜点或糖果。而这些,构成了“贫困线”照片最终呈现出的样子。在法国,他甚至拍了一小块鹅肝,在中国,他则拍了肯德基的蛋挞。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贫困线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但它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餐桌内容,政府也往往基于这条标准,制定政策和提供援助。
印度人会争论这个标准是否过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能否仅依靠这点能量生存下来。
在中国,每人每天3.3元人民币的标准,看起来也低得惊人,在外面买杯咖啡,都要花这个数字的至少3倍。
但来到日本,拿着近5美元的伙食费,可选择的食物依然寥寥,而且这些钱能买到的绿色蔬菜,比中国3.3元人民币买到的还要少。
澳大利亚的穷人一天能买几十块巧克力,但对于巴西的穷人,这是绝对的奢侈品。
在不同国家,食物花销有巨大差距。赵峰夫妇并不试图横向比较不同国家的贫困线,因为这没什么意义。
“世界上惟一有贫困的地方应该是博物馆”
赵峰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富裕的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两岁时搬到新加坡,也颇有过一段艰辛的日子。他“体会过穷的感觉”,却觉得了解真正的穷人生活不太容易。
在他最初的印象中,萧条破败的贫民窟中衣不蔽体的乞讨者、失业者或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才算是穷人。
“对于贫困是什么,我有过很多假设。但在真正调查的过程中,这些假设被一再推翻和重建。”赵峰如是说。
在印度,约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亿到5亿人被定义为贫困。而在日本,贫困线约为总人口的19%,即使你赚3000美元,也会被认为是穷人。
马来西亚《槟城月刊》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贫困本身就是一个敏感话题。中国香港声称没有贫困人口,而在日本,这个词也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提及。直到2007年,日本政府突然宣布贫困线标准,然后近1/5的日本人突然发现自己是穷人。
和有钱人不同,对世界各地的穷人来说,每天吃什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可选择的范围很小。在赵峰夫妇看来,贫穷意味着在自己生活的国家选择很有限。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甚至依据“贫困线”照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不得不选择一天吃一顿饭,你会选择一个龙虾还是两个石榴?”
总有穷人可以吃的东西。几乎在每个国家,土豆都是最便宜的主食,它在德国的价格与印度差不多,质量还要好很多。但一旦进入肉食、加工食品或服务食品的范围,选择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具体到北京,这意味着你必须在6个馒头、3根香蕉或一小块鸡胸肉之间做出抉择。
比如在中国,穷人常吃的约100种食物中,只能找到约两种肉食。而在马达加斯加、印度或尼泊尔,穷人几乎不可能吃到肉。
起初,赵峰没打算“用感情去分析什么是穷人”,他只打算依靠冷硬的数据,剥离种种温情,对贫困线做最简要直接的呈现。但后来,他意识到,“真正的穷是一件很惨很惨的事。”
“世界上惟一应该有贫困的地方是博物馆。”他这样告诉《美国摄影杂志》。
当摄影师与经济学家结伴同游世界,探讨贫困问题时,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赵峰和妻子林惠仪给出的答案是:用给食物拍照的方式解读贫困线。
林峰夫妇的成果,是一组看起来名为“贫困线”的千篇一律的照片:一张报纸中间整齐地码放着青菜、主食、水果或肉类,照片下有一行小字,标注着金额和拍摄地。
这意味着,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每天会为食物花多少钱。在美国,这个数字是每天4.91美元,而在马达加斯加,仅有64美分。
近期,“贫困线”网站重新上线,通过更好的交互性设计,让使用者更清楚地明白,对世界各地而言,什么是贫困,什么又是饥饿。
“归根到底,食物才是生活的必需品”
3年前,赵峰在美国纽约和印度加尔各答各待过一周。
站在华尔街上,西装革履、衣着光鲜的人们步履匆匆而过,无视路旁衣衫褴褛的乞丐。凌晨时分,很多无家可归者在火车上和衣而卧,这是他们可以得到休息的惟一方式。
而在加尔各答,人们开车从机场驶往市中心,左边的车道上同样睡满了无家可归的人。当地人告诉赵峰,这是惟一可以睡觉的公共场所,如果去建筑物附近,会被保安赶走。
这让他开始思考:纽约的贫困和加尔各答的贫困,究竟哪个更好?这个问题深深引起了他的好奇与担忧。
而此时,妻子林惠仪正为在旅行中找一些“有意义且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事烦恼。她是学经济的,职业是市场调查,丈夫赵峰则是专业的运动员和摄影师,两人接触到的理念和想法都有所不同。贫困,恰恰成了双方共同关心的焦点。
贫困线的全貌太过复杂,赵峰觉得,像自己这样的门外汉,想要加入这个讨论,就要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就像他在自己网站上所写的那样,“探索一个简单的问题:贫穷到底意味着什么?”
学经济出身的林惠仪习惯于自上而下地看问题,包括国家重大政策、政府导向性等。但作为个体,她又总会接触到非常生活化的东西,和头条新闻或是假想模型大不相同。两人打算,用最直接的方式呈现贫困的状态——食物。
“我认为食物在绝对贫困线的设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林惠仪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基本每个国家和组织,比如世界银行,都会考虑到食物的最少数量。归根到底,食物才是生活的必需品。”
维持人生存一天的最低热量是多少?在当地购买满足最低需求的食物,需要花多少钱?答案并不难找。
在美国,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每天可以在食物上花4.91美元,而在中国,他们需要1美元来购买足够的馒头。日本人一天会花4.84美元用来吃,而印度人一天的伙食费只有60美分。在尼泊尔,45美分的贫困线标准可以买两打西红柿,而在法国,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一天可以为果腹花掉7.68美元。10美元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也许是笔小小的巨款,但这仅是瑞士的贫困线。
“记录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贫困”
计划开始于2010年11月,到2011年底结束时,他们走过了五大洲共16个国家。
每到一个地方,林惠仪都会收集该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了解当地贫困指数。穿梭在一层层统计数据中,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因为最终的数字还要取决于对当地贫困行为的实际调查。
比如在2011年刚开始了解中国时,他们发现了3种差距不小的不同贫困线标准:其一是政府制定的3.3元人民币(编者注:中国贫困线标准在2011年11月29日进行了调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即人均每天约6.3元),按这个数字,中国约有2%的人口,即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若按照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通用的两美元标准,中国有4亿贫困人口;第三个则来自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统计。为衡量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林惠仪很是费了一番功夫。通常,她需要约一周时间来研究一个国家。
一旦林惠仪找到了这个数字,接下来就是赵峰的工作了。
白天,他拍广告片赚钱,到晚上就带钱去当地的平价菜市场买菜,还要进行精心的讨价还价,确保找到最便宜的商品来源。当然,他还要通过网络查找和实地询问,了解当地人常吃的食物。回到宾馆后,他将每种食物在当地报纸上精心码放,用单幅照片分别记录。
对赵峰来说,在当地报纸上拍摄食物,首先是“有趣”,然后才是“实用的理由”。一来希望“记录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贫困”,二来观者可以通过识别报纸上的文本,获得明确的地点提示。
拍摄的食物并不仅限于主食,尽管大多数穷人依靠它们维持生命。但赵峰夫妇告诉BBC,穷人像其他人一样,有同样的口腹之欲。当收入增加时,他们并不一定会把钱花在更多的卡路里上,而是选择吃得更好。
没错,大多数穷人都无法离开大米、谷物或土豆这些必不可少的粮食,但时不时地,他们也想吃点肉和蔬菜,或者别的好东西,比如甜点或糖果。而这些,构成了“贫困线”照片最终呈现出的样子。在法国,他甚至拍了一小块鹅肝,在中国,他则拍了肯德基的蛋挞。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贫困线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但它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餐桌内容,政府也往往基于这条标准,制定政策和提供援助。
印度人会争论这个标准是否过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能否仅依靠这点能量生存下来。
在中国,每人每天3.3元人民币的标准,看起来也低得惊人,在外面买杯咖啡,都要花这个数字的至少3倍。
但来到日本,拿着近5美元的伙食费,可选择的食物依然寥寥,而且这些钱能买到的绿色蔬菜,比中国3.3元人民币买到的还要少。
澳大利亚的穷人一天能买几十块巧克力,但对于巴西的穷人,这是绝对的奢侈品。
在不同国家,食物花销有巨大差距。赵峰夫妇并不试图横向比较不同国家的贫困线,因为这没什么意义。
“世界上惟一有贫困的地方应该是博物馆”
赵峰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富裕的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两岁时搬到新加坡,也颇有过一段艰辛的日子。他“体会过穷的感觉”,却觉得了解真正的穷人生活不太容易。
在他最初的印象中,萧条破败的贫民窟中衣不蔽体的乞讨者、失业者或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才算是穷人。
“对于贫困是什么,我有过很多假设。但在真正调查的过程中,这些假设被一再推翻和重建。”赵峰如是说。
在印度,约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亿到5亿人被定义为贫困。而在日本,贫困线约为总人口的19%,即使你赚3000美元,也会被认为是穷人。
马来西亚《槟城月刊》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贫困本身就是一个敏感话题。中国香港声称没有贫困人口,而在日本,这个词也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提及。直到2007年,日本政府突然宣布贫困线标准,然后近1/5的日本人突然发现自己是穷人。
和有钱人不同,对世界各地的穷人来说,每天吃什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可选择的范围很小。在赵峰夫妇看来,贫穷意味着在自己生活的国家选择很有限。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甚至依据“贫困线”照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不得不选择一天吃一顿饭,你会选择一个龙虾还是两个石榴?”
总有穷人可以吃的东西。几乎在每个国家,土豆都是最便宜的主食,它在德国的价格与印度差不多,质量还要好很多。但一旦进入肉食、加工食品或服务食品的范围,选择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具体到北京,这意味着你必须在6个馒头、3根香蕉或一小块鸡胸肉之间做出抉择。
比如在中国,穷人常吃的约100种食物中,只能找到约两种肉食。而在马达加斯加、印度或尼泊尔,穷人几乎不可能吃到肉。
起初,赵峰没打算“用感情去分析什么是穷人”,他只打算依靠冷硬的数据,剥离种种温情,对贫困线做最简要直接的呈现。但后来,他意识到,“真正的穷是一件很惨很惨的事。”
“世界上惟一应该有贫困的地方是博物馆。”他这样告诉《美国摄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