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天才瓦格纳是纳粹“精神导师”？

    今日的德国公众以瓦格纳和他的作品为骄傲，然而，这位音乐大师的思想及其对纳粹的影响，也令他的名声蒙上阴影。瓦格纳的遗产，应该被以何种态度对待？

    今年5月22日是理查德·瓦格纳200周年诞辰，一座崭新的纪念碑将在其故乡莱比锡亮相。

    鉴于瓦格纳的身高只有1.66米，雕塑师本想按照实际尺寸塑像，又担心贬低这位音乐奇才的历史地位。思来想去，他决定在雕像背后留下一片巨大的阴影，这样，人们就可以发挥想象力——阴影象征着他的作品远比本人更伟大，也暗示着某些不光彩的东西。

    被今日的大多数德国人忘却或有意回避的是，音乐、战争和屠杀曾在瓦格纳的阴影下走到一起：前者是世间最美丽的瑰宝，后者则是人类犯下的最邪恶的暴行。事实上，瓦格纳不仅是享誉全球的作曲家，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

    希特勒曾为他神魂颠倒

    1901年，希特勒在奥地利林茨市第一次听到《罗恩格林》的旋律时，其作者已辞世多年。即便如此，回忆这段经历时，希特勒坦承，时年12岁的自己“被迷得神魂颠倒”。

    瓦格纳曾写道，他不想做单纯的艺术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讲感情、寻求爱而非追求金钱和权力的新社会”。他创作的音乐同样是这种理想的表达。不幸的是，纳粹党以“救世主”面貌崛起于政坛后，从瓦格纳的遗产中发现了某些能够支撑自身政治主张的论据。

    要全面了解纳粹思想的根源，就不能不懂瓦格纳。70年前，他的思想曾深得希特勒青睐，被纳粹党尊为种族优劣论的“精神教父”，其音乐亦被奉为“雅利安精神源泉”。

    近日，德国《明镜》周刊在专题报道中指出，瓦格纳与纳粹的联系犹如闪电，撕裂了德国人对18、19世纪的美好回忆。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这个国家曾给世界贡献了那样多的思想者，却在20世纪两度将欧洲拖入火海，令这片大陆沦为野蛮人的乐园。

    今天的有识之士由此自问：“难道说，德国辉煌的过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近代的悲剧？难道说，驱动这个民族的玄奥的哲学、高雅的艺术和对集体救赎的渴望，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脱轨？毕竟，追随‘元首’的不仅仅是狂热的百姓，也包括许多卓尔不群的文化精英。”

    歌剧里的种族主义幽灵

    在那些试图揭开瓦格纳真面目的人群中间，自由记者约阿希姆·科勒的专著《瓦格纳的希特勒》最近广受好评。在这部作品中，科勒称希特勒是“瓦格纳的造物”，“听歌剧《黎恩济》时，这个来自巴伐利亚的小青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能成为民众领袖或政治家。”

    在散文《音乐中的犹太教》中，作曲家祈求“犹太人的倒台”。非但如此，科勒在瓦格纳的歌剧中，也发现了反犹主义的幽灵。在他看来，《齐格弗里德》中的小丑和《帕西法尔》中的孔德里，都是对所谓“劣等犹太人”的明嘲暗讽。这些作品为纳粹提供了宣扬种族理论的弹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说过：“瓦格纳教会了我们何为犹太人。”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20世纪20年代，瓦格纳的儿媳威妮弗蕾德曾邀请希特勒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后者在监狱中创作《我的奋斗》时，她给他送去墨水、铅笔和橡皮。

    希特勒获邀出席音乐节，被后人视为里程碑式的事件。此前，这位年轻的野心家对瓦格纳，包括其“可怕的私生活”了解不多。据史料记载，瓦格纳仪表堂堂，暗地里却“利用女性、欺骗朋友、经常低三下四地借钱摆谱”。科勒的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与属下的妻子科西玛（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女儿）有过婚外情，科西玛生下了瓦格纳的孩子，却对丈夫撒谎。真相曝光后，瓦格纳不仅毫不收敛，还在光天化日下迎娶了女方。此后，他为躲债而在大西洋上漂流了数周，据传，《漂泊的荷兰人》就是受这段经历启发而写就的。

    家族污点被归于“外人”

    针对部分人的严词抨击，作曲家的曾孙女耐克试图进行辩解：“尽管他过去表现出了反犹立场……但瓦格纳的问题主要在道德范畴。令人安心的是，如今再也没有谁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解读瓦格纳的作品了，这也说明，我们必须把作品同作者的品格区别对待。”

    如今，耐克是曾祖父留下的一栋别墅的主人。不寻常的是，花园中央耸立着4米高的隔墙。在耐克的记忆中，父亲维兰德建造这堵墙，是因为他不想和祖母威妮弗蕾德碰面——1980年去世前，这名曾和希特勒牵线的老妇一直住在隔壁，和“纳粹老朋友”常有往来。

    二战结束后，维兰德从来不登门拜访母亲，指责她是令自己与纳粹纠缠在一处的祸根。但话说回来，维兰德的确曾经是希特勒的宠儿。他18岁生日时，“元首”送给他一台绿色奔驰敞篷车；随后10年间，维兰德加入了纳粹党，并靠出售希特勒的肖像发了一笔小财。

    “我父亲用两种方式摆脱不光彩的过去：谴责自己的母亲，从审美角度净化舞台。”和许多德国民众不同，耐克并没有历史健忘症，但一直在为父亲开脱。无独有偶，当被问及对纳粹时代的看法时，瓦格纳的另一位曾孙女卡塔琳娜也把矛头对准了威妮弗蕾德。由此看来，为了洗清家族的污点，瓦格纳的后代心照不宣地认定，这个“外人”应该为那段历史担责。

    “左派色彩同样显著”

    1986年，政治学家乌度·波姆巴赫观看了《尼伯龙根的指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研究瓦格纳的专家。对于“瓦氏的思想遗祸后世”的说法，波姆巴赫觉得它言过其实。相反，在他看来，这位大师的左派色彩同样显著——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市民起义期间，他写传单、运送给养，目睹了普鲁士军队的到来；革命失败后，他逃到瑞士，过起流亡生活。

    在苏黎世的日子是瓦格纳毕生中最彷徨也最放荡的一段时光。他整日参加派对、与形形色色的女人沉溺于婚外情，并在致李斯特的信中写道：“我一定疯了，但这是惟一的消遣方法！”直到1858年，他才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和解，获准返回故土。

    据记载，路德维希不计前嫌，为瓦格纳提供了巨额资助，拜罗伊特音乐节就是在这样的官方支持下声名鹊起。有趣的是，瓦格纳此后创作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被广泛解读为“反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剧中，日耳曼神话中的最高神沃旦进行“房地产投机”，他让两位巨人给自己建造了一栋宅邸，到头来却发现，房价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承受力。

    在瓦格纳看来，通过艺术化的夸张手法引起共鸣，是建立“理想社会”的关键。所以，他的作品和言论往往兼有左右两派的成分。谁也料不到，纳粹党抓住了其中包含种族主义因素的部分，将瓦格纳定性为“自己人”，左派随即对其敬而远之。波姆巴赫认为，这是“左派犯下的重大历史错误”，非我即敌的思维，“把瓦格纳推向了右派。”而事实上，“如果左派能够宽容一点，他兴许不会完全被纳粹利用，如今也就不会受到如此多的非议了。”

    他的魅力并未有所消减

    学术界就瓦格纳历史作用的争论持续升温，不过，德国公众对这位乐坛巨匠的追捧并无动摇迹象。当下，拜罗伊特音乐节仍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2012年7月25日，重新编排的《漂泊的荷兰人》在音乐节上演，以总理默克尔为首的各党派政要挤满了贵宾席；不仅如此，来自世界各地的瓦格纳爱好者们，也纷纷赶到活动现场一饱眼福。

    演出间隙，乔纳森·利夫内喜欢“窃听”其他观众的悄悄话，每当听到希伯来语都会很高兴。利夫内的父亲是德裔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移民巴勒斯坦，不料竟成为家族中惟一逃过纳粹种族灭绝的成员。因此，利夫内全家经常念叨一句话：“上帝死在了奥斯威辛。”

    每当听到有同胞称瓦格纳为“大屠杀之父”，利夫内都会尽量淡然处之。“他的确是可怕之人，但也谱写了天堂般的音乐。”此前两年，利夫内创办了以色列瓦格纳协会，想“打破仇恨德国人的最后坚冰”。“这就像大众汽车，即便是希特勒的发明，如今的它已成为最受以色列公众欢迎的汽车品牌之一，”他做了个类比。作为代价，他时不时就会接到恐吓电话，“他们越威胁我，我越希望在那儿（以色列）举办音乐会，音乐本身与‘反犹’是无关的。”

    实际上，即便是约阿希姆·科勒这种对瓦格纳多有质疑的人，也认为后者只需对纳粹的暴行负部分责任。“当时，反犹思想是被普遍接受的。何况，瓦格纳生前的不少朋友有犹太血统。”科勒指出，瓦格纳最迷人的特质是“把先知和小丑集于一身”。“他往往先做一件事，之后反其道而行之，就像一介充满激情的素食主义者，却每天离不开牛排。”

    《瓦格纳的希特勒》一书也收录了作曲家的逸闻趣事：他有穿女装的嗜好；他订购巴黎时尚杂志，偷偷穿自己设计的丝绸睡裙；他经常做鬼脸、开玩笑，甚至翻跟头和倒立……作为艺术家，他不愿意把戏剧和现实分得太清，似乎要告诉公众：“别总是跟我较真儿。”

    科勒承认，他自己也对瓦格纳缺乏抵抗力。“宏大的气势，在他的举止、作品和对新社会的企盼中显而易见，令无数人臣服，这种对伟大的向往是德意志民族的典型特质，至少到希特勒时代一直存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要懂得瓦格纳，只倾听他的音乐是不够的，揭开被尘封多年的、1933～1945年的那段历史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