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咖啡”:轻松地谈论死亡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3年05月08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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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死亡咖啡”活动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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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城的“死亡咖啡”聚会 |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12位客人坐在贝西·特拉帕索洒满阳光的客厅里,笑容有些不自然。
这是美国洛杉矶首次“死亡咖啡”聚会。大家随意坐在地板上、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咖啡杯和各式各样的甜点。女主人贝西轻轻敲了敲非洲鼓,谈论死亡的下午茶开始了。
咖啡、松饼和死亡
“没有人喜欢在晚餐桌上、足球赛上或派对上讨论死亡,”莉兹·迈尔斯43岁,住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城。她告诉《今日美国》报:“但是当人们知道我是临终关怀社工,就会开始和我谈论死亡,无论在飞机上、拉斯韦加斯的赌场里,还是超市收银台前。”
莉兹的“第一手经验”让她明白,人们有时需要谈一谈这个“忌讳”,而当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往往找不到愿意聆听的人。
莉兹听说了在英国流传的“死亡咖啡”后,毫不犹豫地把它引入了家乡,最大的改变是将英式松饼换成了美国人喜爱的曲奇。
这种喝着咖啡,吃着松饼,轻松谈论沉重话题的方式,让朱莉·阿姆斯如释重负。
“我的伴侣不肯讨论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尤其是我的死亡。这个聚会给了我和别人交换想法的机会,我感觉受到了安慰。”朱莉是乳腺癌患者,当她在“死亡咖啡”中说“我觉得经历癌症比死亡更可怕”时,有人默默点头。
“他们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另外两个人也分享了相似的经历,我们都与死亡擦肩而过。”她对《洛杉矶邮报》说。
纽约一家咖啡馆里,笑声不时从讨论死亡的人群中传出。
“我发现,还有其他人和我一样对死亡有不必要的恐惧。”朱迪·基尔斯指着身边的同伴说,“我和苏珊死后都想火化,我们的担心是,万一我们被火化时还没彻底死掉,怎么办?”
“至少我希望这样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朱迪话音刚落,和她坐在一起,吃着胡萝卜蛋糕喝着茶的人们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迈克尔·杜伦62岁了,他不定期参加纽约的“死亡咖啡”活动。两年前母亲去逝后,迈克尔就一直在思考死亡。不过迈克尔承认,他来参加活动的第一动因是,想知道在这里讨论死亡的是些什么人。
参加活动的人各式各样。
哥伦布城的“死亡咖啡”已成为每个月一次的固定活动,吸引不同的人来参加,从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到已经退休的白发老人。组织者莉兹说,讨论的话题每次都不一样,形式却始终不变。莉兹总是引导人们打破僵局,讲自己的故事。一旦有人开头,就不再需要引导了。有人会讲述濒死的经历;有人想讨论立遗嘱的问题;有人想谈谈死后的世界,到底有没有天堂和地狱,这个问题总会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中间引起热烈讨论。
“死亡是一件私人的事情”
参加洛杉矶首次“死亡咖啡”的有画家、心理学家、电影导演、警察,还有《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话题从死亡方式的变化开始。
导演莱谢克·布任斯基说,死亡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多数人在家里去世。”他母亲在村庄里长大,年轻时遇到村里有人去世,会去帮忙擦洗死者的身体。“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
“我们都希望能死得其所。多数人希望临死前家人和朋友在身边,他们不会说‘我希望躺在医院的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在半昏迷中去世’。”
组织者贝西的室友简·普罗特金描述了母亲备受折磨的临终时光,她表示,如果有一天她面临同样的情况,“希望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快点儿去世”。
贝西透露,她在考虑拍摄一部关于不同文化对死亡态度的纪录片。莱谢克认为,美国人在这方面做的不好。他用书来比喻死亡在不同文化中的地位。“在其他文化中,死亡是续集的章节;在我们的文化里,死亡只是后记。”
简说:“太多人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对‘年轻’这么执著,对年老充满鄙夷。”
画家多莉·费舍认为,活人不应该违背死者的意愿。她的祖母生前从来不化妆,祖母去世后,多莉被躺在棺材中、脸上红红白白的祖母吓坏了。“她看起来就像装饰过度的蛋糕。我觉得死亡和活着一样是件私人的事情,人们总是忽略这一点。人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死去、安葬。”
多莉的丈夫罗恩安静地听大家发言,直到有人向他提问。罗恩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他的工作与死亡密切相关。
“他们是怎么教你直面死亡的?”有人问。
“没人教过我这个。”罗恩回答。
罗恩缓缓地说,他多么希望能恰如其分地安抚死者家属。有一天,洛杉矶东部,一辆大型工程车在等待交通灯。变成绿灯后,工程车向前行驶,司机的驾驶室太高了,没有看到一个老妇正推着婴儿车里的孙子过马路。
祖母尽力将婴儿车推到一边,却不幸让它落到了车的前轮下。祖母毫发无伤,她的孙子却没能幸存。
当验尸官将孩子残留的肢体从车轮下取出时,罗恩和其他警察用白布将现场围了起来,防止公众围观。这一幕印在了罗恩脑海中。“像这种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画面,你该怎么面对?”
短暂的沉默后,有人说:“你把它说出来就是在面对它了。”有人点头,有人附和。
“死亡没什么可怕的,它只是人生的组成部分”
草根活动“死亡咖啡”在美国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人们相信,死亡应该被讨论,学着思考和谈论它能帮助自己缓解恐惧、焦虑,更珍视生活。
“每个人都有死去的一天,我们爱的人也会死去。如果我们能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中谈论这个问题,会不会让死亡变得没有那么吓人呢?”这是贝西组织“死亡咖啡”的初衷。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2004年,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里塔兹在瑞士第一次组织“临终咖啡”活动,这位把死亡文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社会学家,随后将这个活动推广到比利时和法国。
“死亡咖啡”成为草根运动是从英国开始的。2010年11月,英国人约翰·安德伍德在报纸上看到了“临终咖啡”的故事,受到了启发。如果一定要讨论人们想要回避的话题,为什么不喝着浓郁的咖啡,吃着香甜的蓝莓松饼呢?安德伍德的这个设计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使参与者放松。
2011年9月,第一次“死亡咖啡”在安德伍德家的地下室进行,看起来就像神秘社团的秘密会议。2011年冬天,安德伍德组织了24次“死亡咖啡”,并鼓励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人自己组织类似的聚会。他还设立了一个网站,预告各地“死亡咖啡”活动的时间、地点和组织者姓名。
“死亡咖啡”吸引了那些无限接近死亡的人,那些痛失所爱的人。安德伍德注意到,很多人是为了正视死亡而来。
“他们很健康,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充实而来。他们认为,如果时刻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就无法充满激情地活着。”将“死亡咖啡”引入美国的莉兹说,“我们越是谈论濒死的感觉以及死亡对个人的意义,我们的生活就越充实。”
费里莎·皮尔切尔和母亲艾达·贝尔特伦一起参加纽约的“死亡咖啡”。两年前,费里莎与死神擦肩而过。艾达觉得她这代人不喜欢公开谈论死亡,“我来参加活动是一次成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应该习惯讨论这个话题”。
费里莎说,和一群同样想讨论死亡的人谈话,让讨论这个话题变得容易。“没人觉得这个话题‘病态’。”她告诉《今日美国》报,每当她想和朋友讨论死亡时,都会受到这样的指责。
朱迪的父亲20年前横死,她一直对死亡感到不安。“我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害怕,就像对待衣柜里妖怪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灯打开。”
约翰逊是纽约“死亡咖啡”的组织者,她在考虑在举行葬礼的家庭举办“死亡咖啡”,帮助丧失至亲的人减少痛苦,或者干脆到墓地去,“如果天气好的话”。
约翰逊这样做是想告诉人们:“死亡没什么可怕的,它只是人生的组成部分。”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12位客人坐在贝西·特拉帕索洒满阳光的客厅里,笑容有些不自然。
这是美国洛杉矶首次“死亡咖啡”聚会。大家随意坐在地板上、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咖啡杯和各式各样的甜点。女主人贝西轻轻敲了敲非洲鼓,谈论死亡的下午茶开始了。
咖啡、松饼和死亡
“没有人喜欢在晚餐桌上、足球赛上或派对上讨论死亡,”莉兹·迈尔斯43岁,住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城。她告诉《今日美国》报:“但是当人们知道我是临终关怀社工,就会开始和我谈论死亡,无论在飞机上、拉斯韦加斯的赌场里,还是超市收银台前。”
莉兹的“第一手经验”让她明白,人们有时需要谈一谈这个“忌讳”,而当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往往找不到愿意聆听的人。
莉兹听说了在英国流传的“死亡咖啡”后,毫不犹豫地把它引入了家乡,最大的改变是将英式松饼换成了美国人喜爱的曲奇。
这种喝着咖啡,吃着松饼,轻松谈论沉重话题的方式,让朱莉·阿姆斯如释重负。
“我的伴侣不肯讨论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尤其是我的死亡。这个聚会给了我和别人交换想法的机会,我感觉受到了安慰。”朱莉是乳腺癌患者,当她在“死亡咖啡”中说“我觉得经历癌症比死亡更可怕”时,有人默默点头。
“他们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另外两个人也分享了相似的经历,我们都与死亡擦肩而过。”她对《洛杉矶邮报》说。
纽约一家咖啡馆里,笑声不时从讨论死亡的人群中传出。
“我发现,还有其他人和我一样对死亡有不必要的恐惧。”朱迪·基尔斯指着身边的同伴说,“我和苏珊死后都想火化,我们的担心是,万一我们被火化时还没彻底死掉,怎么办?”
“至少我希望这样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朱迪话音刚落,和她坐在一起,吃着胡萝卜蛋糕喝着茶的人们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迈克尔·杜伦62岁了,他不定期参加纽约的“死亡咖啡”活动。两年前母亲去逝后,迈克尔就一直在思考死亡。不过迈克尔承认,他来参加活动的第一动因是,想知道在这里讨论死亡的是些什么人。
参加活动的人各式各样。
哥伦布城的“死亡咖啡”已成为每个月一次的固定活动,吸引不同的人来参加,从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到已经退休的白发老人。组织者莉兹说,讨论的话题每次都不一样,形式却始终不变。莉兹总是引导人们打破僵局,讲自己的故事。一旦有人开头,就不再需要引导了。有人会讲述濒死的经历;有人想讨论立遗嘱的问题;有人想谈谈死后的世界,到底有没有天堂和地狱,这个问题总会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中间引起热烈讨论。
“死亡是一件私人的事情”
参加洛杉矶首次“死亡咖啡”的有画家、心理学家、电影导演、警察,还有《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话题从死亡方式的变化开始。
导演莱谢克·布任斯基说,死亡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多数人在家里去世。”他母亲在村庄里长大,年轻时遇到村里有人去世,会去帮忙擦洗死者的身体。“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
“我们都希望能死得其所。多数人希望临死前家人和朋友在身边,他们不会说‘我希望躺在医院的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在半昏迷中去世’。”
组织者贝西的室友简·普罗特金描述了母亲备受折磨的临终时光,她表示,如果有一天她面临同样的情况,“希望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快点儿去世”。
贝西透露,她在考虑拍摄一部关于不同文化对死亡态度的纪录片。莱谢克认为,美国人在这方面做的不好。他用书来比喻死亡在不同文化中的地位。“在其他文化中,死亡是续集的章节;在我们的文化里,死亡只是后记。”
简说:“太多人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对‘年轻’这么执著,对年老充满鄙夷。”
画家多莉·费舍认为,活人不应该违背死者的意愿。她的祖母生前从来不化妆,祖母去世后,多莉被躺在棺材中、脸上红红白白的祖母吓坏了。“她看起来就像装饰过度的蛋糕。我觉得死亡和活着一样是件私人的事情,人们总是忽略这一点。人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死去、安葬。”
多莉的丈夫罗恩安静地听大家发言,直到有人向他提问。罗恩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他的工作与死亡密切相关。
“他们是怎么教你直面死亡的?”有人问。
“没人教过我这个。”罗恩回答。
罗恩缓缓地说,他多么希望能恰如其分地安抚死者家属。有一天,洛杉矶东部,一辆大型工程车在等待交通灯。变成绿灯后,工程车向前行驶,司机的驾驶室太高了,没有看到一个老妇正推着婴儿车里的孙子过马路。
祖母尽力将婴儿车推到一边,却不幸让它落到了车的前轮下。祖母毫发无伤,她的孙子却没能幸存。
当验尸官将孩子残留的肢体从车轮下取出时,罗恩和其他警察用白布将现场围了起来,防止公众围观。这一幕印在了罗恩脑海中。“像这种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画面,你该怎么面对?”
短暂的沉默后,有人说:“你把它说出来就是在面对它了。”有人点头,有人附和。
“死亡没什么可怕的,它只是人生的组成部分”
草根活动“死亡咖啡”在美国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人们相信,死亡应该被讨论,学着思考和谈论它能帮助自己缓解恐惧、焦虑,更珍视生活。
“每个人都有死去的一天,我们爱的人也会死去。如果我们能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中谈论这个问题,会不会让死亡变得没有那么吓人呢?”这是贝西组织“死亡咖啡”的初衷。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2004年,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里塔兹在瑞士第一次组织“临终咖啡”活动,这位把死亡文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社会学家,随后将这个活动推广到比利时和法国。
“死亡咖啡”成为草根运动是从英国开始的。2010年11月,英国人约翰·安德伍德在报纸上看到了“临终咖啡”的故事,受到了启发。如果一定要讨论人们想要回避的话题,为什么不喝着浓郁的咖啡,吃着香甜的蓝莓松饼呢?安德伍德的这个设计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使参与者放松。
2011年9月,第一次“死亡咖啡”在安德伍德家的地下室进行,看起来就像神秘社团的秘密会议。2011年冬天,安德伍德组织了24次“死亡咖啡”,并鼓励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人自己组织类似的聚会。他还设立了一个网站,预告各地“死亡咖啡”活动的时间、地点和组织者姓名。
“死亡咖啡”吸引了那些无限接近死亡的人,那些痛失所爱的人。安德伍德注意到,很多人是为了正视死亡而来。
“他们很健康,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充实而来。他们认为,如果时刻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就无法充满激情地活着。”将“死亡咖啡”引入美国的莉兹说,“我们越是谈论濒死的感觉以及死亡对个人的意义,我们的生活就越充实。”
费里莎·皮尔切尔和母亲艾达·贝尔特伦一起参加纽约的“死亡咖啡”。两年前,费里莎与死神擦肩而过。艾达觉得她这代人不喜欢公开谈论死亡,“我来参加活动是一次成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应该习惯讨论这个话题”。
费里莎说,和一群同样想讨论死亡的人谈话,让讨论这个话题变得容易。“没人觉得这个话题‘病态’。”她告诉《今日美国》报,每当她想和朋友讨论死亡时,都会受到这样的指责。
朱迪的父亲20年前横死,她一直对死亡感到不安。“我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害怕,就像对待衣柜里妖怪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灯打开。”
约翰逊是纽约“死亡咖啡”的组织者,她在考虑在举行葬礼的家庭举办“死亡咖啡”,帮助丧失至亲的人减少痛苦,或者干脆到墓地去,“如果天气好的话”。
约翰逊这样做是想告诉人们:“死亡没什么可怕的,它只是人生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