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苏世民奖学金设在中国？
作者 Evan Osnos 译者 黄义务
《
青年参考
》（
2013年05月01日
26
版）
“记住，你是一名英国人，所以才有幸获得人生的第一个奖。”塞西尔·罗兹曾这样说。这位钻石大亨、英国殖民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于1902年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牛津奖学金，让世界上部分最优秀的年轻人，接受英国教育。
最近，黑石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宣布了一项大型奖学金，称灵感来自罗兹的捐赠。不过，该奖学金提供的是在中国，而非美国学习的机会（详见本报4月25日A27版《美国大亨在华设3亿美元奖学金》）。他希望，增进对中国这个正崛起超级大国的了解，有助于减少美国人对本国地位变化的日益焦虑。
该项目每年将招收200名学生，在清华大学专为其设立的新学院，攻读一年英语硕士项目。苏世民从个人约65亿美元财富中拿出1亿美元，另外两亿美元从对华投资巨大的蓝筹公司筹集。
在中国观察人士中，这个消息引起了轰动，他们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会激励中国富豪更多的捐赠吗？这个项目何时会扩大到包括非洲申请者？一年的学习能对中国了解多少？
苏世民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奖学金消息之前，我在北京对其进行了专访。以下是谈话记录，略有编辑：
《纽约客》：这个主意是怎么来的？
苏世民：实际上，这个构想是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提出的。之前清华经管学院举行了一次会议，那是在2010年，我想是10月份，正值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他们想要做些与国际学生有关的事情，并问我有无兴趣帮忙？
当时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我手头有很多事要处理，无暇理会其他事。
接着，到了第二年，他的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清华大学代表团即将访美。后来，我在家里接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吃晚餐。但我与整件事情无关，我想我只是好客的东道主。
后来，可以说，我们把这事放一边了，直到清华大学换校长，陈吉宁校长接手此事，联系到我，我当时人在巴黎。陈教授说，他对这事是认真的，问我可否和他会面？他来到我在巴黎的办公室，我们见面了，谈了很多细节，我当时想，怎样才能真正吸引最优秀学生，即所谓“精英中的精英”。
我相信，随着中国成为头号智力国家，加上我的全球经验，以及世界前进的方式，我们可以吸引下一代人，把他们带到中国。但这样做，我们必须完成一些真正特殊的事。
首先，我们必须要有实体设施。住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从气候、交通及各种摩擦来讲，北京这个地方真的“居不易”。如果我们只是把人招来，然后放到某个地方，那他们住3个月都有麻烦——更不用说更久了。所以，我说，我们必须营造对非中国学生友好和熟悉的环境。
第二点，让他们跟教授们在中国走几趟，我想这很重要。
第三点，我想给每位学生在其感兴趣的领域，分配指导老师。比如，如果是学法律的，你要给他们找来北京最大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去那个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们见面，了解中国法律如何运作。
我想，另外一件关键的事，是不要让学生承担费用。换言之，一切都是有人替他们“埋单”。这样也会减少摩擦。
第五点，我想，读一年好于两年。原因在于，清华不是牛津。这只是一种补充教学，不是替代。我还想，必须用英语教学，因为我不是找学中文专业的人。
有一样事很触动我，就是我看到外界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越来越严重。金融危机时，欧洲经济增长降至零甚至更差——什么都跌，美国就业复苏也很慢。同时，在中国，他们不停增长，达到每年增长9%的程度。西方遭受重创，从创造就业的角度讲，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我相信，这种情况会在西方引起遇挫感，然后导致怨气，接着引发贸易问题，最终是军事冲突。如果中国继续以两三倍于所谓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20年内，照此趋势下去，他们会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升为头号经济体。
我们今天在这些遇挫领域看到的问题，今后会大得多。在我看来，到某个时候，发生真正糟糕事情的可能性会大增。我们必须设法阻止或改善这种情况。
我想，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培养理解中国的那类人。当他们回去时，回到日常生活中——看到中国发生的，可以向他们的选区、行业和他们的世界解释。同时，他们可以告诉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做得过头了。
《纽约客》：最近两次美国大选，对中国的批评之声不少，批评中国进入了美国政治竞选主流。
苏世民：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看看美国历史，“一无所知党”是反移民的（编者注：这是一个秘密的反移民组织，惟恐过多人移民到美国）。这无关乎你做什么，处于什么阶级。这是人类处境的一部分。如果你知道事情迟早是要来的，你的任务就是为此做一些事，而不是坐视不理。这是我现在做奖学金的基础。
《纽约客》：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到的中国？
苏世民：1990年，那太令人难忘了。当时，他们还很少有汽车。我记得从机场坐车进城，5分钟里看不到一辆车。我带上了前妻和两个孩子。当时为什么来中国，原因我记不清了。中国是属于那种我觉得重要的且不可不去的地方之一。
《纽约客》：那时候，金融业的人有没有预感中国会变成什么？
苏世民：绝对没有。那是一个自行车世界，那时中国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我的一个朋友刚在北京开了中国俱乐部，我们去那里吃饭，里面没有一个顾客！只有我们一家人。黑石集团从1992年派人到中国工作，结果基本上已失败告终。
那些赚大钱的人，从1992、1993年开始投资，当时中国放开其金融机构，你买进任何一支，就能有高达11%的增长。所以，真正赚大钱是在2001年到2005年这个很短的时期。
《纽约客》：您有无注意到从何时开始美国人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越严重？
苏世民：是的。那是我们宣布中国政府投资美国公司的股票后。那时敌意还不普遍，只是小范围，但叫得响。这些敌意没有事实根据，这令人很吃惊。一些人的指责完全是不对的，他们说中国政府要控制美国公司。后来我们被告知，中国人不是有投票权的股东，没有控制权，没有董事，中国人也不关心这些。
但这些指责变本加厉，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事跟金融领域无关，而是涉及更深层。对我来说，美国的确存在对中国顽固的、真正的愤怒。这值得注意。
《纽约客》：您还在筹钱。中国人会捐赠吗？
苏世民：是的，我们期待有这种事。我想，在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捐赠不是一种传统，美国在这方面与众不同。但在中国有对大学的捐赠。所以，我实际上对此还是挺乐观的。
《纽约客》：我读到文章，说您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
苏世民：最近一季度的中国增长数字是7.7%，这让外界十分担心中国，仿佛增长率不到7.9%就是全球灾难似的。我对中国有信心。
《纽约客》：您试图扭转美中关系下降趋势？
苏世民：没错。事实是，当人们身份地位发生变化时，他们甚至不会意识到思维也在变化。
美国《纽约客》杂志
“记住，你是一名英国人，所以才有幸获得人生的第一个奖。”塞西尔·罗兹曾这样说。这位钻石大亨、英国殖民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于1902年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牛津奖学金，让世界上部分最优秀的年轻人，接受英国教育。
最近，黑石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宣布了一项大型奖学金，称灵感来自罗兹的捐赠。不过，该奖学金提供的是在中国，而非美国学习的机会（详见本报4月25日A27版《美国大亨在华设3亿美元奖学金》）。他希望，增进对中国这个正崛起超级大国的了解，有助于减少美国人对本国地位变化的日益焦虑。
该项目每年将招收200名学生，在清华大学专为其设立的新学院，攻读一年英语硕士项目。苏世民从个人约65亿美元财富中拿出1亿美元，另外两亿美元从对华投资巨大的蓝筹公司筹集。
在中国观察人士中，这个消息引起了轰动，他们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会激励中国富豪更多的捐赠吗？这个项目何时会扩大到包括非洲申请者？一年的学习能对中国了解多少？
苏世民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奖学金消息之前，我在北京对其进行了专访。以下是谈话记录，略有编辑：
《纽约客》：这个主意是怎么来的？
苏世民：实际上，这个构想是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提出的。之前清华经管学院举行了一次会议，那是在2010年，我想是10月份，正值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他们想要做些与国际学生有关的事情，并问我有无兴趣帮忙？
当时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我手头有很多事要处理，无暇理会其他事。
接着，到了第二年，他的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清华大学代表团即将访美。后来，我在家里接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吃晚餐。但我与整件事情无关，我想我只是好客的东道主。
后来，可以说，我们把这事放一边了，直到清华大学换校长，陈吉宁校长接手此事，联系到我，我当时人在巴黎。陈教授说，他对这事是认真的，问我可否和他会面？他来到我在巴黎的办公室，我们见面了，谈了很多细节，我当时想，怎样才能真正吸引最优秀学生，即所谓“精英中的精英”。
我相信，随着中国成为头号智力国家，加上我的全球经验，以及世界前进的方式，我们可以吸引下一代人，把他们带到中国。但这样做，我们必须完成一些真正特殊的事。
首先，我们必须要有实体设施。住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从气候、交通及各种摩擦来讲，北京这个地方真的“居不易”。如果我们只是把人招来，然后放到某个地方，那他们住3个月都有麻烦——更不用说更久了。所以，我说，我们必须营造对非中国学生友好和熟悉的环境。
第二点，让他们跟教授们在中国走几趟，我想这很重要。
第三点，我想给每位学生在其感兴趣的领域，分配指导老师。比如，如果是学法律的，你要给他们找来北京最大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去那个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们见面，了解中国法律如何运作。
我想，另外一件关键的事，是不要让学生承担费用。换言之，一切都是有人替他们“埋单”。这样也会减少摩擦。
第五点，我想，读一年好于两年。原因在于，清华不是牛津。这只是一种补充教学，不是替代。我还想，必须用英语教学，因为我不是找学中文专业的人。
有一样事很触动我，就是我看到外界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越来越严重。金融危机时，欧洲经济增长降至零甚至更差——什么都跌，美国就业复苏也很慢。同时，在中国，他们不停增长，达到每年增长9%的程度。西方遭受重创，从创造就业的角度讲，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我相信，这种情况会在西方引起遇挫感，然后导致怨气，接着引发贸易问题，最终是军事冲突。如果中国继续以两三倍于所谓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20年内，照此趋势下去，他们会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升为头号经济体。
我们今天在这些遇挫领域看到的问题，今后会大得多。在我看来，到某个时候，发生真正糟糕事情的可能性会大增。我们必须设法阻止或改善这种情况。
我想，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培养理解中国的那类人。当他们回去时，回到日常生活中——看到中国发生的，可以向他们的选区、行业和他们的世界解释。同时，他们可以告诉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做得过头了。
《纽约客》：最近两次美国大选，对中国的批评之声不少，批评中国进入了美国政治竞选主流。
苏世民：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看看美国历史，“一无所知党”是反移民的（编者注：这是一个秘密的反移民组织，惟恐过多人移民到美国）。这无关乎你做什么，处于什么阶级。这是人类处境的一部分。如果你知道事情迟早是要来的，你的任务就是为此做一些事，而不是坐视不理。这是我现在做奖学金的基础。
《纽约客》：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到的中国？
苏世民：1990年，那太令人难忘了。当时，他们还很少有汽车。我记得从机场坐车进城，5分钟里看不到一辆车。我带上了前妻和两个孩子。当时为什么来中国，原因我记不清了。中国是属于那种我觉得重要的且不可不去的地方之一。
《纽约客》：那时候，金融业的人有没有预感中国会变成什么？
苏世民：绝对没有。那是一个自行车世界，那时中国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我的一个朋友刚在北京开了中国俱乐部，我们去那里吃饭，里面没有一个顾客！只有我们一家人。黑石集团从1992年派人到中国工作，结果基本上已失败告终。
那些赚大钱的人，从1992、1993年开始投资，当时中国放开其金融机构，你买进任何一支，就能有高达11%的增长。所以，真正赚大钱是在2001年到2005年这个很短的时期。
《纽约客》：您有无注意到从何时开始美国人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越严重？
苏世民：是的。那是我们宣布中国政府投资美国公司的股票后。那时敌意还不普遍，只是小范围，但叫得响。这些敌意没有事实根据，这令人很吃惊。一些人的指责完全是不对的，他们说中国政府要控制美国公司。后来我们被告知，中国人不是有投票权的股东，没有控制权，没有董事，中国人也不关心这些。
但这些指责变本加厉，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事跟金融领域无关，而是涉及更深层。对我来说，美国的确存在对中国顽固的、真正的愤怒。这值得注意。
《纽约客》：您还在筹钱。中国人会捐赠吗？
苏世民：是的，我们期待有这种事。我想，在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捐赠不是一种传统，美国在这方面与众不同。但在中国有对大学的捐赠。所以，我实际上对此还是挺乐观的。
《纽约客》：我读到文章，说您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
苏世民：最近一季度的中国增长数字是7.7%，这让外界十分担心中国，仿佛增长率不到7.9%就是全球灾难似的。我对中国有信心。
《纽约客》：您试图扭转美中关系下降趋势？
苏世民：没错。事实是，当人们身份地位发生变化时，他们甚至不会意识到思维也在变化。
美国《纽约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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