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希拉克:被羞辱的前总统只想挽回形象
○作者 [美] 詹姆斯·麦考利 ○译者 陈荣生
《
青年参考
》(
2013年04月24日
33
版)
|
《我的政治人生》(My Life in Politics),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12月,352页。 |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仍是戴罪之身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依然试图挽救自己的名誉,字里行间却不时透出一位耄耋老人的无力和悲情。
首先了解一个事实:曾任法国总统和巴黎市长的雅克·希拉克,是自臭名昭著的维希法国政府首脑菲利普·贝当(1945年8月被判处死刑)后,首位被审判和定罪的法国元首。
耄耋之年遭到毫不留情地惩罚,两人的确有着令人痛心的相似性:贝当受审时年届89,作为杰出的军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到了二战期间却让自己的国家蒙羞;而希拉克在2011年12月被判有罪时已79岁,法庭判定他在巴黎市长任上挪用公款,他离任后,继续留在巴黎市政府工作的几位职员,实际上是为他的政治利益服务的。
当然,指挥公务员以权谋私,是很难与同纳粹勾结相比的,希拉克的罪名是法国政治特有的,除非法律将政治竞选全部清除。换言之,如果说贝当是一个悲剧,那么希拉克就是一场闹剧——他被抓住,被当成了靶子,但还有无数的人可能也使用过同种手段。
不过,这两个人有类似的品性。在典型的法国式桥段中,让国家蒙羞是他们的野心、贪婪和无能带来的结果。不能不说,有很多人觉得,如果莫泊桑笔下的乔治·杜洛瓦或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索雷尔决定参选总统的话,贝当和希拉克完全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物。
这场活剧的最关键部分是第三步——刑罚的执行。正如贝当因年龄缘故,其死刑判决从未兑现那样,希拉克的两年徒刑也因健康状况不佳及医生判断他已经“失忆”而被暂缓。看起来,人们的想法是,让他们蒙受尴尬已经是足够的惩罚;真正的惩罚不是监禁,因为刑期是可以减免的,真正的惩罚是对一个人的人生做出终极宣判,这是政治家无法面对的。
在最新的回忆录《我的政治人生》中,希拉克称自己尽全力对判决提出上诉,因为“这个判决把他定性为坏蛋、骗子,甚至是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国家的一种尴尬”。他最终败在了权力的游戏中,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我们从他的回忆中收获的更多是同情而非蔑视。
毕竟,作为一位实话实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政治家,他仍然有很多值得赞扬的地方。更不能被忽视的是,希拉克是第一位承认法国在纳粹大屠杀中也有过错的法国总统。
单就传递作者的信念而言,《我的政治人生》一书可以说是成功的。希拉克认为,一位好的总统,“必须确保他能保证民族凝聚力,同时,要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寻找出那些能够增强这种凝聚力的东西。对一个历史上有时候会趋于争辩、对抗和突然爆发的国家来说,必须竭尽全力缓解紧张”。话虽如此,希拉克从未令人信服地确立自身是“民族凝聚力”的某种代表,特别是当争辩中的“对抗和突然爆发”关系到总统本人的操守时。
偶尔,他也会承认自己的不足。“我时时被误指为是不情愿的皈依者,”他写道,这主要是对那些质疑他对欧洲的忠诚的人说的,“因为,我服从的信念是,通过重压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不可取的。”这个解释也许很诚实,但仍不足以掩盖他的机会主义和虚荣心。
提到自己开始著书的原因,希拉克的私心就显得更加清晰了。《我的政治人生》不是为了传递一种愿景,也不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而是“要改变法国人对我的印象”。
他想通过这部回忆录达到的终极目的,是把自己塑造成世界舞台上的一位巨人,一个与众多“创造历史的人物”同等重要的角色。这是这位已被定罪的前总统最自大的方面:希拉克不是戴高乐,至于他治下的法国,至少从国家威望方面而言,同样今不如昔。作为领袖,他没有让法国的地位削弱,但也没有令其增强。换言之,他只是个监护人,仅此而已。
当然,通过被支持者称为“风度”的东西——也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希拉克的形象最终可能得到挽回。2010年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他仍是法国最受尊敬的政治人物,时任总统萨科齐排在第32位。然而,这样的结论或许只能表明公众对一位受到羞辱的老人的同情,而不是对一位政治家的尊敬。《我的政治人生》无疑是雅克·希拉克的一曲“天鹅之歌”。
□美国《华盛顿邮报》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仍是戴罪之身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依然试图挽救自己的名誉,字里行间却不时透出一位耄耋老人的无力和悲情。
首先了解一个事实:曾任法国总统和巴黎市长的雅克·希拉克,是自臭名昭著的维希法国政府首脑菲利普·贝当(1945年8月被判处死刑)后,首位被审判和定罪的法国元首。
耄耋之年遭到毫不留情地惩罚,两人的确有着令人痛心的相似性:贝当受审时年届89,作为杰出的军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到了二战期间却让自己的国家蒙羞;而希拉克在2011年12月被判有罪时已79岁,法庭判定他在巴黎市长任上挪用公款,他离任后,继续留在巴黎市政府工作的几位职员,实际上是为他的政治利益服务的。
当然,指挥公务员以权谋私,是很难与同纳粹勾结相比的,希拉克的罪名是法国政治特有的,除非法律将政治竞选全部清除。换言之,如果说贝当是一个悲剧,那么希拉克就是一场闹剧——他被抓住,被当成了靶子,但还有无数的人可能也使用过同种手段。
不过,这两个人有类似的品性。在典型的法国式桥段中,让国家蒙羞是他们的野心、贪婪和无能带来的结果。不能不说,有很多人觉得,如果莫泊桑笔下的乔治·杜洛瓦或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索雷尔决定参选总统的话,贝当和希拉克完全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物。
这场活剧的最关键部分是第三步——刑罚的执行。正如贝当因年龄缘故,其死刑判决从未兑现那样,希拉克的两年徒刑也因健康状况不佳及医生判断他已经“失忆”而被暂缓。看起来,人们的想法是,让他们蒙受尴尬已经是足够的惩罚;真正的惩罚不是监禁,因为刑期是可以减免的,真正的惩罚是对一个人的人生做出终极宣判,这是政治家无法面对的。
在最新的回忆录《我的政治人生》中,希拉克称自己尽全力对判决提出上诉,因为“这个判决把他定性为坏蛋、骗子,甚至是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国家的一种尴尬”。他最终败在了权力的游戏中,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我们从他的回忆中收获的更多是同情而非蔑视。
毕竟,作为一位实话实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政治家,他仍然有很多值得赞扬的地方。更不能被忽视的是,希拉克是第一位承认法国在纳粹大屠杀中也有过错的法国总统。
单就传递作者的信念而言,《我的政治人生》一书可以说是成功的。希拉克认为,一位好的总统,“必须确保他能保证民族凝聚力,同时,要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寻找出那些能够增强这种凝聚力的东西。对一个历史上有时候会趋于争辩、对抗和突然爆发的国家来说,必须竭尽全力缓解紧张”。话虽如此,希拉克从未令人信服地确立自身是“民族凝聚力”的某种代表,特别是当争辩中的“对抗和突然爆发”关系到总统本人的操守时。
偶尔,他也会承认自己的不足。“我时时被误指为是不情愿的皈依者,”他写道,这主要是对那些质疑他对欧洲的忠诚的人说的,“因为,我服从的信念是,通过重压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不可取的。”这个解释也许很诚实,但仍不足以掩盖他的机会主义和虚荣心。
提到自己开始著书的原因,希拉克的私心就显得更加清晰了。《我的政治人生》不是为了传递一种愿景,也不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而是“要改变法国人对我的印象”。
他想通过这部回忆录达到的终极目的,是把自己塑造成世界舞台上的一位巨人,一个与众多“创造历史的人物”同等重要的角色。这是这位已被定罪的前总统最自大的方面:希拉克不是戴高乐,至于他治下的法国,至少从国家威望方面而言,同样今不如昔。作为领袖,他没有让法国的地位削弱,但也没有令其增强。换言之,他只是个监护人,仅此而已。
当然,通过被支持者称为“风度”的东西——也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希拉克的形象最终可能得到挽回。2010年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他仍是法国最受尊敬的政治人物,时任总统萨科齐排在第32位。然而,这样的结论或许只能表明公众对一位受到羞辱的老人的同情,而不是对一位政治家的尊敬。《我的政治人生》无疑是雅克·希拉克的一曲“天鹅之歌”。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