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主义是“中国梦”的最大敌人
○郑永年
《
青年参考
》（
2013年04月17日
03
版）
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中国的发展现在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已不可避免地从高增长转型到中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否则，如果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中国梦”。
但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人们也不难观察到，GDP主义在地方官员中普遍回潮。一些官员少谈改革，甚至不谈改革，但大谈特谈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他们努力寻找的要赶超的目标或后面的“追兵”，往往是其他省份或县市。
所以，这里需要问，什么是“中国梦”？如何实现？或更直接一点，GDP主义能够帮助实现“中国梦”吗？
答案可能刚好相反。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梦”，反而会破碎“中国梦”。从发展的角度来看，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把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短时间内耗尽这些潜力，使中国更快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不能没有“政府之手”
中国官员中流行的思维模式或论证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没有GDP一定不幸福”，或“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万万不能”。
但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只是假命题。很多国家包括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每天把GDP挂在嘴上，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GDP了？
当然，中国官员想的是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追求更高的GDP增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发展经济体都这样。日本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当年取得的高GDP增长，都是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合作的产物。
但问题是，政府之手如何使用？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政府之手是为了辅助市场，而不是破坏市场，更不是替代市场。为了追求GDP，中国官员应当去做改革，去做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现在有太多的体制有悖于市场经济，改革了这些体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实现小康社会，甚至高收入社会。现在的问题是，改革体制不容易，甚至改革不动，因为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以，各级官员避重就轻，转而选择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GDP是如何实现的呢？人们所看到的是各类异化的GDP： 有带血的GDP、有破坏社会的GDP、有通过人为制造浪费而得到的GDP。公路、桥梁、大楼建了拆，拆了再建，GDP的确有了，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很多年来，GDP主义已经成为不少官员唯一所信仰的信条和意识形态，一切为了GDP，GDP就是一切。
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短期内追求高GDP增长并不难。GDP是市场条件下“交易”的产物，市场“交易”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货币化。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灵魂和躯体，都可以置于市场“交易”的时候，这个社会的GDP必然出现高增长。
不过，结果也是显见的。GDP应当使人幸福，但异化了的GDP使社会异化，使人异化，使社会不幸福，使人不幸福，并且GDP越高，越异化，越不幸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长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得到高GDP增长所带来的多大的好处，而获益最大的官员和富人可以做投资移民，做环境移民，带着带血的GDP在国外享受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结果，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财富者与贫穷者的高度对立。
异化了的GDP破坏社会
改革、发展和稳定应当是中国转型所追求的模式，即通过体制改革追求高质量的GDP，通过质量GDP的增长实现小康社会，达成社会稳定。这便是良性的发展模式。但通过政府动员而追求得到的GDP造成了相反的结果——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高GDP增长，社会则越来越不稳定。
正因为这些异化了的GDP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多年来，中国高层一直在不断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各级官员不要再去攀比GDP，而要通过改革追求红利和可持续发展。
但显然，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可持续发展观，只有任期发展观。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市长经济”，没有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更没有长远的利益观。尽管创造着巨额的GDP，但城市被搞得越来越丑陋，城市居民越来越不幸福。
而中国高层在去GDP主义化过程中，也遇到巨大的阻力。在GDP主义思维主导下，各级官员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解读高层的意图。例如，总理李克强明明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一些官员和御用学者把此解读成“发展是最大的红利”。两者的差别很明显，即通过改革而得到的GDP是质量GDP，是好的GDP；后者则光强调发展，在实践中必然是以政府动员式的GDP主义，也恰恰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领导层所竭力避免的。
继续淡化GDP主义
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转型需要具有两个条件，有效的政府和正确的发展战略。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
GDP主义表面上在追求“中国梦”，实际上在扼杀“中国梦”。异化的GDP很难促成中国人的梦想。从外部看，人们可以从晚清学到深刻的历史教训。184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29%，但GDP总量第一的中国，仍然避免不了被拥有非常小GDP份额的英国打败。今天不是晚清，中国已经强大。但作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敬，这需要人们深思。
从内部和长远看，GDP主义必然是一条自我击败的道路，一条粉碎“中国梦”的道路。实际上，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2020年或2030年中国的GDP有多少，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而是给老百姓一个实现他们的真实“中国梦”的承诺。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东西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如果能告诉老百姓，中国可以在2020年或以后，没有毒奶粉、毒食物，癌症村不见了，空气干净了，环境变好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感到安全而不用移民了，法治实现而人人都守规矩了等，相信人们就可以安然地做起“中国梦”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仓促地做“西方梦”了。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中国梦”并不是那么抽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东西。
只要官员还是每天把GDP挂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去追求发展，“中国梦”永远会虚无缥缈。如果GDP主义回潮，中国社会必然继续遭到破坏。对新领导层来说，如何继续淡化GDP主义，有效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中国的发展现在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已不可避免地从高增长转型到中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否则，如果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中国梦”。
但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人们也不难观察到，GDP主义在地方官员中普遍回潮。一些官员少谈改革，甚至不谈改革，但大谈特谈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他们努力寻找的要赶超的目标或后面的“追兵”，往往是其他省份或县市。
所以，这里需要问，什么是“中国梦”？如何实现？或更直接一点，GDP主义能够帮助实现“中国梦”吗？
答案可能刚好相反。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梦”，反而会破碎“中国梦”。从发展的角度来看，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把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短时间内耗尽这些潜力，使中国更快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不能没有“政府之手”
中国官员中流行的思维模式或论证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没有GDP一定不幸福”，或“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万万不能”。
但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只是假命题。很多国家包括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每天把GDP挂在嘴上，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GDP了？
当然，中国官员想的是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追求更高的GDP增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发展经济体都这样。日本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当年取得的高GDP增长，都是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合作的产物。
但问题是，政府之手如何使用？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政府之手是为了辅助市场，而不是破坏市场，更不是替代市场。为了追求GDP，中国官员应当去做改革，去做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现在有太多的体制有悖于市场经济，改革了这些体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实现小康社会，甚至高收入社会。现在的问题是，改革体制不容易，甚至改革不动，因为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以，各级官员避重就轻，转而选择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GDP是如何实现的呢？人们所看到的是各类异化的GDP： 有带血的GDP、有破坏社会的GDP、有通过人为制造浪费而得到的GDP。公路、桥梁、大楼建了拆，拆了再建，GDP的确有了，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很多年来，GDP主义已经成为不少官员唯一所信仰的信条和意识形态，一切为了GDP，GDP就是一切。
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短期内追求高GDP增长并不难。GDP是市场条件下“交易”的产物，市场“交易”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货币化。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灵魂和躯体，都可以置于市场“交易”的时候，这个社会的GDP必然出现高增长。
不过，结果也是显见的。GDP应当使人幸福，但异化了的GDP使社会异化，使人异化，使社会不幸福，使人不幸福，并且GDP越高，越异化，越不幸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长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得到高GDP增长所带来的多大的好处，而获益最大的官员和富人可以做投资移民，做环境移民，带着带血的GDP在国外享受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结果，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财富者与贫穷者的高度对立。
异化了的GDP破坏社会
改革、发展和稳定应当是中国转型所追求的模式，即通过体制改革追求高质量的GDP，通过质量GDP的增长实现小康社会，达成社会稳定。这便是良性的发展模式。但通过政府动员而追求得到的GDP造成了相反的结果——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高GDP增长，社会则越来越不稳定。
正因为这些异化了的GDP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多年来，中国高层一直在不断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各级官员不要再去攀比GDP，而要通过改革追求红利和可持续发展。
但显然，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可持续发展观，只有任期发展观。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市长经济”，没有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更没有长远的利益观。尽管创造着巨额的GDP，但城市被搞得越来越丑陋，城市居民越来越不幸福。
而中国高层在去GDP主义化过程中，也遇到巨大的阻力。在GDP主义思维主导下，各级官员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解读高层的意图。例如，总理李克强明明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一些官员和御用学者把此解读成“发展是最大的红利”。两者的差别很明显，即通过改革而得到的GDP是质量GDP，是好的GDP；后者则光强调发展，在实践中必然是以政府动员式的GDP主义，也恰恰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领导层所竭力避免的。
继续淡化GDP主义
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转型需要具有两个条件，有效的政府和正确的发展战略。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
GDP主义表面上在追求“中国梦”，实际上在扼杀“中国梦”。异化的GDP很难促成中国人的梦想。从外部看，人们可以从晚清学到深刻的历史教训。184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29%，但GDP总量第一的中国，仍然避免不了被拥有非常小GDP份额的英国打败。今天不是晚清，中国已经强大。但作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敬，这需要人们深思。
从内部和长远看，GDP主义必然是一条自我击败的道路，一条粉碎“中国梦”的道路。实际上，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2020年或2030年中国的GDP有多少，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而是给老百姓一个实现他们的真实“中国梦”的承诺。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东西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如果能告诉老百姓，中国可以在2020年或以后，没有毒奶粉、毒食物，癌症村不见了，空气干净了，环境变好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感到安全而不用移民了，法治实现而人人都守规矩了等，相信人们就可以安然地做起“中国梦”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仓促地做“西方梦”了。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中国梦”并不是那么抽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东西。
只要官员还是每天把GDP挂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去追求发展，“中国梦”永远会虚无缥缈。如果GDP主义回潮，中国社会必然继续遭到破坏。对新领导层来说，如何继续淡化GDP主义，有效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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