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因政治僵局看扁美国
○作者 劳伦斯·萨默斯 ○译者 王慧玲
《
青年参考
》（
2013年04月17日
02
版）
纵观美国历史，分歧和缓慢的变化一直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尽管这往往令人心烦，但并不总是坏事。美国卷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可能制衡不够。制衡本来也有可能避免过去几十年期间很多资金没有着落的福利扩大方案。大多数专家认为，政坛纠纷挫败某些努力是一件好事。
上周公布了总统预算方案后，华盛顿再次陷入党派争端。
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对民主政体的基本运转，普遍感到担忧。在民调历史中，国会在美国人眼里的形象空前糟糕。人们普遍反感的是，政治人物似乎无法商定降低未来预算赤字所需采取的措施。评论人士和政界人士都在谴责“僵局”。诸如“占领华尔街”和“茶党”等愤怒的运动仍然存在，并活跃于政坛的两个极端。
与此同时，全球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正在与西方融合。在当前的经济低迷背后，还有科技进步带来的更加严峻的挑战，科技可能会提高平均生产率，但也会让大量工人失业。公共债务的增加速度，只有在全面战争的时期才找得到先例。人口老龄化与医疗和教育成本上升相结合，将给未来预算带来压力。
任何在华盛顿政界工作过的人，都会充分体会到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美国政界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有很多事不可或缺，但在当前环境下却是不可行的。
很多人渴望回到一个想象的时代，两党中间派谈判达成两党妥协，推动国家前进。但是，自1791年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断言革命精神已经丢失以来，对美国政府运转功能的担忧，一直是政坛的常见现象。
将当前对政治瘫痪的担忧与上世纪60年代初华盛顿的格局进行对比，是令人清醒的。当时的主流诊断是，没有连贯、负责任的政党供选民选择，导致高层没有采取果断行动所需要的选民明确授权。尽管在民主党以较大优势赢得大选之后的1964年到1966年期间通过了一系列立法，但接着就是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最终导致吉米·卡特总统宣告民族精神陷入危机。尽管今天人们带着浪漫的眼光怀念罗纳德·里根主政时期，但那时华盛顿几乎从来没有很好的默契。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一直在努力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达成妥协，但最终却被众议院弹劾。
纵观美国历史，分歧和缓慢的变化一直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尽管这往往令人心烦，但并不总是坏事。
美国卷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可能制衡不够。在1981年、2001年以及2003年大减税之前，本来是应该有更多制衡的。制衡本来也有可能避免过去几十年期间很多资金没有着落的福利扩大方案。大多数专家认为，政坛纠纷挫败某些努力是一件好事，包括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创建保障年收入的计划，以及70年代实施“单一支付方”医疗体系的计划。
僵局理论家的一大错误，是假定所有的进步都来自于立法，而更多的立法必然意味着更大的进步。虽然当前的僵局被视为已持续多年，但我们还是来考虑一下过去五年发生的情况吧。
在遏制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方面，美国的行动要比过去一代人期间任何面对这一局面的国家都要快。在所有这些争执发生的同时，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变化，即便没有进一步政策行动，预计未来5年，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也会降低。除此之外，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保成本，但3年来其上涨速度已减慢至GDP的增速——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放缓。全民医保法案终于得到通过，正在落实中。10年内，美国很有可能不再是化石燃料净进口国。金融监管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也实现了75年来最重大的大改革。大多数学校和老师首次按照客观表现指标得到评价。各州也普遍接受了同性婚姻。
日本或西欧国家没有相应的成绩。没错，亚洲一些威权社会变化很快，但它们的变化可能无法持续，也不一定是好事。
任何对美国持悲观立场的人，都不妨想一想美国震惊地看待苏联发射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或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崛起。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证明自己的末日预言错了。
这一切都不意味着美国没有巨大的挑战，但这些挑战都不是结构性障碍所致。它们的关键在于，需要针对问题（如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气候变化）找到解决方案，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不太确定出路在哪里。这并不是僵局的问题，而是愿景问题。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财长、哈佛大学校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纵观美国历史，分歧和缓慢的变化一直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尽管这往往令人心烦，但并不总是坏事。美国卷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可能制衡不够。制衡本来也有可能避免过去几十年期间很多资金没有着落的福利扩大方案。大多数专家认为，政坛纠纷挫败某些努力是一件好事。
上周公布了总统预算方案后，华盛顿再次陷入党派争端。
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对民主政体的基本运转，普遍感到担忧。在民调历史中，国会在美国人眼里的形象空前糟糕。人们普遍反感的是，政治人物似乎无法商定降低未来预算赤字所需采取的措施。评论人士和政界人士都在谴责“僵局”。诸如“占领华尔街”和“茶党”等愤怒的运动仍然存在，并活跃于政坛的两个极端。
与此同时，全球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正在与西方融合。在当前的经济低迷背后，还有科技进步带来的更加严峻的挑战，科技可能会提高平均生产率，但也会让大量工人失业。公共债务的增加速度，只有在全面战争的时期才找得到先例。人口老龄化与医疗和教育成本上升相结合，将给未来预算带来压力。
任何在华盛顿政界工作过的人，都会充分体会到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美国政界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有很多事不可或缺，但在当前环境下却是不可行的。
很多人渴望回到一个想象的时代，两党中间派谈判达成两党妥协，推动国家前进。但是，自1791年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断言革命精神已经丢失以来，对美国政府运转功能的担忧，一直是政坛的常见现象。
将当前对政治瘫痪的担忧与上世纪60年代初华盛顿的格局进行对比，是令人清醒的。当时的主流诊断是，没有连贯、负责任的政党供选民选择，导致高层没有采取果断行动所需要的选民明确授权。尽管在民主党以较大优势赢得大选之后的1964年到1966年期间通过了一系列立法，但接着就是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最终导致吉米·卡特总统宣告民族精神陷入危机。尽管今天人们带着浪漫的眼光怀念罗纳德·里根主政时期，但那时华盛顿几乎从来没有很好的默契。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一直在努力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达成妥协，但最终却被众议院弹劾。
纵观美国历史，分歧和缓慢的变化一直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尽管这往往令人心烦，但并不总是坏事。
美国卷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可能制衡不够。在1981年、2001年以及2003年大减税之前，本来是应该有更多制衡的。制衡本来也有可能避免过去几十年期间很多资金没有着落的福利扩大方案。大多数专家认为，政坛纠纷挫败某些努力是一件好事，包括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创建保障年收入的计划，以及70年代实施“单一支付方”医疗体系的计划。
僵局理论家的一大错误，是假定所有的进步都来自于立法，而更多的立法必然意味着更大的进步。虽然当前的僵局被视为已持续多年，但我们还是来考虑一下过去五年发生的情况吧。
在遏制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方面，美国的行动要比过去一代人期间任何面对这一局面的国家都要快。在所有这些争执发生的同时，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变化，即便没有进一步政策行动，预计未来5年，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也会降低。除此之外，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保成本，但3年来其上涨速度已减慢至GDP的增速——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放缓。全民医保法案终于得到通过，正在落实中。10年内，美国很有可能不再是化石燃料净进口国。金融监管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也实现了75年来最重大的大改革。大多数学校和老师首次按照客观表现指标得到评价。各州也普遍接受了同性婚姻。
日本或西欧国家没有相应的成绩。没错，亚洲一些威权社会变化很快，但它们的变化可能无法持续，也不一定是好事。
任何对美国持悲观立场的人，都不妨想一想美国震惊地看待苏联发射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或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崛起。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证明自己的末日预言错了。
这一切都不意味着美国没有巨大的挑战，但这些挑战都不是结构性障碍所致。它们的关键在于，需要针对问题（如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气候变化）找到解决方案，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不太确定出路在哪里。这并不是僵局的问题，而是愿景问题。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财长、哈佛大学校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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