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式袭击者是如何产生的
作者 亚当·兰克福德 译者 温莎
《
青年参考
》（
2013年04月10日
35
版）
人们认为，自杀式恐怖分子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自杀式的枪手则是精神错乱、性格孤僻的人。但这两类人的共同点远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多。
区别在于，他们为何种文化力量所塑造，以及想要模仿哪些毁灭性的行为。
梅·爱摩·康斯，阿里·阿布·卡马尔，希沙姆·穆罕默德·哈达耶以及尼达·马里克·哈桑，这些人与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博尔德、赵承熙以及亚当·兰扎——这些名字背后有什么共同之处？
前4位声称自己是为了与美国政府对穆斯林的邪恶压迫做斗争。他们攻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帝国大厦、洛杉矶国际机场以及胡德堡陆军基地。后4位似乎是受个人动机的驱使，在一所高中、一所大学以及一所小学内开枪，制造了校园枪击案。
多年来，传统观点认为，自杀式恐怖分子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自杀式的枪手则是精神错乱、性格孤僻的人。但是，这两类人身上的共同点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多。
在过去3年里，我通过对采访、案例分析、自杀者遗书、殉难录像和目击者证词的研究，发现自杀式恐怖分子确实具有临床意义上的自杀倾向，这与许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长期以来的主张大相径庭。虽然自杀式恐怖分子可能与他们口中的组织有同样的信念，但他们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内心杀人与被杀的渴望，这与那些残暴的枪手并没有区别。
事实上，我们应该将许多滥杀无辜的枪手视为非意识形态的自杀式恐怖分子。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声称是为了某一项事业而战斗——新纳粹主义、优生学、男性霸权主义，或是一场反政府的革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借口。但是，正如自杀式恐怖分子一样，他们的行动通常都有一些更深层次、更为私人的原因。
似乎有三方面的因素使他们成为杀人凶手。
首先，他们通常都饱受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这使他们产生了自杀渴望。有关他们精神方面具体的诊断结论也大不相同，其中包括临床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等各种形式的精神疾病。2010年，美国每10万人中有12.4人自杀，这还是15年来的最高比例。可以说，自杀在美国较为罕见。事实上，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中自杀更加罕见，这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自杀式恐怖分子或校园杀手的人数，是极其有限的。
第二个原因是杀手们通常都有一种强烈的受害感，认为生活已经被那些欺凌、压迫或者迫害过他的人所破坏。不足为奇的是，精神疾病有可能激发这种念头，导致杀手产生荒谬的和夸张的感知，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对自杀式恐怖分子而言，迫害者是某个敌国政府；而在滥杀无辜的校园枪手们看来，迫害自己的人是老板、同事、同学或家庭成员，这本质上不存在什么差异。
最关键的是，这些人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受到了可怕的虐待，因此暴力复仇是合情合理的。在很多情况下，报复目标会变得更广泛、更具象征意义——不是集中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一整类人，这些人都要为袭击者的苦难和伤痛付出代价。更为罕见的情况是，这些人自杀的冲动演变成了先杀人再自杀的渴望。最近，一项涵盖了16项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每一年中，每100万美国人里只有2到3人会杀人再自杀。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那种希望通过杀人获得名声和荣耀的渴望。70%以上的杀人再自杀事件，发生在配偶、情人或性伴侣之间，这些犯罪通常发生在家里。在公共场合杀人再自杀的罪犯，则更加明目张胆和异乎寻常。
大多数自杀式恐怖分子都相信，他们将在死后获得荣誉，会被尊称为“殉道者”。可以肯定的是，恐怖主义组织会为他们制作殉难视频和纪念物，以便吸引其他绝望的灵魂自告奋勇地引爆自己。
同样的，暴怒的枪手们也常常会为死后成名的想法所迷惑。“我们即将获得尊重，这不是很有意思吗？”美国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的凶手埃里克·哈里斯说。他曾与帮凶迪伦·克莱博尔德一起幻想过，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和塔伦蒂诺为争夺他们故事的版权而大打出手。
虽然我们只能推测，也许亚当·兰扎决定将美国纽顿县的小学生作为射击目标，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目的是引起尽可能大的关注。而与人们错误的理解相反，实际上，很多精神病人都十分善于策划袭击，以获得象征性的效果。2002年，在华盛顿市中心，狙击手约翰·穆罕默德和李·马尔沃在射杀一名中学生后留下字条，上面写着“不论何时何地，你的孩子都不安全”。
兰扎也许意识到，唯一比随机杀害无辜成人更能引人注目的，就是随机杀害无辜儿童。
人们总是忍不住回顾美国近年的历史，思考文化和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在痛苦、愤怒和求死的渴望下，像兰扎这样暴虐的枪手与其他国家那些变态的大规模杀手是惊人的相似。
区别在于，他们为何种文化力量所塑造，以及想要模仿哪些毁灭性的行为。美国的枪击案发生率高于其他国家，但自杀式袭击不多；而其他国家经常被自杀式爆炸所困扰，却很少遭遇校园枪击案。
我不禁想知道，如果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博尔德、赵承熙和亚当·兰扎出生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受到恐怖主义组织仇恨宣传的蛊惑，他们会不会在自己的腰间绑上炸弹，然后将自己引爆？
恐怕答案是肯定的。
本文作者系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刑事司法学助理教授，即将出版《殉道的神话：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暴虐的枪击犯和其他自我毁灭式杀手的真正动机》一书。
美国《纽约时报》
人们认为，自杀式恐怖分子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自杀式的枪手则是精神错乱、性格孤僻的人。但这两类人的共同点远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多。
区别在于，他们为何种文化力量所塑造，以及想要模仿哪些毁灭性的行为。
梅·爱摩·康斯，阿里·阿布·卡马尔，希沙姆·穆罕默德·哈达耶以及尼达·马里克·哈桑，这些人与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博尔德、赵承熙以及亚当·兰扎——这些名字背后有什么共同之处？
前4位声称自己是为了与美国政府对穆斯林的邪恶压迫做斗争。他们攻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帝国大厦、洛杉矶国际机场以及胡德堡陆军基地。后4位似乎是受个人动机的驱使，在一所高中、一所大学以及一所小学内开枪，制造了校园枪击案。
多年来，传统观点认为，自杀式恐怖分子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自杀式的枪手则是精神错乱、性格孤僻的人。但是，这两类人身上的共同点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多。
在过去3年里，我通过对采访、案例分析、自杀者遗书、殉难录像和目击者证词的研究，发现自杀式恐怖分子确实具有临床意义上的自杀倾向，这与许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长期以来的主张大相径庭。虽然自杀式恐怖分子可能与他们口中的组织有同样的信念，但他们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内心杀人与被杀的渴望，这与那些残暴的枪手并没有区别。
事实上，我们应该将许多滥杀无辜的枪手视为非意识形态的自杀式恐怖分子。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声称是为了某一项事业而战斗——新纳粹主义、优生学、男性霸权主义，或是一场反政府的革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借口。但是，正如自杀式恐怖分子一样，他们的行动通常都有一些更深层次、更为私人的原因。
似乎有三方面的因素使他们成为杀人凶手。
首先，他们通常都饱受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这使他们产生了自杀渴望。有关他们精神方面具体的诊断结论也大不相同，其中包括临床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等各种形式的精神疾病。2010年，美国每10万人中有12.4人自杀，这还是15年来的最高比例。可以说，自杀在美国较为罕见。事实上，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中自杀更加罕见，这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自杀式恐怖分子或校园杀手的人数，是极其有限的。
第二个原因是杀手们通常都有一种强烈的受害感，认为生活已经被那些欺凌、压迫或者迫害过他的人所破坏。不足为奇的是，精神疾病有可能激发这种念头，导致杀手产生荒谬的和夸张的感知，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对自杀式恐怖分子而言，迫害者是某个敌国政府；而在滥杀无辜的校园枪手们看来，迫害自己的人是老板、同事、同学或家庭成员，这本质上不存在什么差异。
最关键的是，这些人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受到了可怕的虐待，因此暴力复仇是合情合理的。在很多情况下，报复目标会变得更广泛、更具象征意义——不是集中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一整类人，这些人都要为袭击者的苦难和伤痛付出代价。更为罕见的情况是，这些人自杀的冲动演变成了先杀人再自杀的渴望。最近，一项涵盖了16项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每一年中，每100万美国人里只有2到3人会杀人再自杀。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那种希望通过杀人获得名声和荣耀的渴望。70%以上的杀人再自杀事件，发生在配偶、情人或性伴侣之间，这些犯罪通常发生在家里。在公共场合杀人再自杀的罪犯，则更加明目张胆和异乎寻常。
大多数自杀式恐怖分子都相信，他们将在死后获得荣誉，会被尊称为“殉道者”。可以肯定的是，恐怖主义组织会为他们制作殉难视频和纪念物，以便吸引其他绝望的灵魂自告奋勇地引爆自己。
同样的，暴怒的枪手们也常常会为死后成名的想法所迷惑。“我们即将获得尊重，这不是很有意思吗？”美国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的凶手埃里克·哈里斯说。他曾与帮凶迪伦·克莱博尔德一起幻想过，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和塔伦蒂诺为争夺他们故事的版权而大打出手。
虽然我们只能推测，也许亚当·兰扎决定将美国纽顿县的小学生作为射击目标，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目的是引起尽可能大的关注。而与人们错误的理解相反，实际上，很多精神病人都十分善于策划袭击，以获得象征性的效果。2002年，在华盛顿市中心，狙击手约翰·穆罕默德和李·马尔沃在射杀一名中学生后留下字条，上面写着“不论何时何地，你的孩子都不安全”。
兰扎也许意识到，唯一比随机杀害无辜成人更能引人注目的，就是随机杀害无辜儿童。
人们总是忍不住回顾美国近年的历史，思考文化和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在痛苦、愤怒和求死的渴望下，像兰扎这样暴虐的枪手与其他国家那些变态的大规模杀手是惊人的相似。
区别在于，他们为何种文化力量所塑造，以及想要模仿哪些毁灭性的行为。美国的枪击案发生率高于其他国家，但自杀式袭击不多；而其他国家经常被自杀式爆炸所困扰，却很少遭遇校园枪击案。
我不禁想知道，如果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博尔德、赵承熙和亚当·兰扎出生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受到恐怖主义组织仇恨宣传的蛊惑，他们会不会在自己的腰间绑上炸弹，然后将自己引爆？
恐怕答案是肯定的。
本文作者系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刑事司法学助理教授，即将出版《殉道的神话：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暴虐的枪击犯和其他自我毁灭式杀手的真正动机》一书。
美国《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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