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二号人物之弟很“叛逆”

    作为纳粹德国二号人物的弟弟，艾伯特·戈林的特殊身份，使他在二战期间帮助许多无辜者逃出虎口，也令他在战争结束后蒙受冤屈。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不久，气势汹汹的纳粹党徒涌上维也纳街头，打算强行查封犹太裔居民的产业。在一家涂料店，暴徒没抓到店主，就拿店主75岁高龄的老母亲出气。他们在她脖子上挂上“我是肮脏的犹太人”的标牌，强迫她坐在窗台上示众。

    这时，围观人群中走出一名衣着整洁的男子，他径直走上前去，把标牌从老人身上摘了下来。纳粹党徒刚要发作，男子亮出身份证明，对方登时面面相觑，赶紧放他走了。

    目睹这一幕的人们议论纷纷。光天化日之下搭救犹太人，男子的身份必定非同寻常。多年后，公众才获悉，他叫艾伯特·戈林，是纳粹德国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亲弟弟。

    获得救助者不只犹太人

    和身材肥胖、好大喜功的兄长不同，艾伯特生前一直低调示人。留存于世的几张照片显示，这名谢顶的中年男性气质优雅，目光中经常透出几分忧郁，还弹得一手钢琴。

    兄弟俩的政治立场更是南辕北辙。众所周知，在纳粹党崛起过程中，赫尔曼·戈林号称希特勒的左膀右臂。1941年，这名空军元帅亲自下令，“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一切准备”。相比之下，工程师出身的艾伯特从未和国家机器发生直接联系，连纳粹党员也不是。

    不仅如此，艾伯特还极力远离纳粹德国的权力中心。他先是到了奥地利，该国被吞并后，又于1939年移居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在一家大型兵工厂工作，很快凭借突出的才能晋身管理层。捷克也沦为德国的附庸后，有反抗者在兵工厂窃取或破坏生产出来的武器，这样的“重罪”被艾伯特看在眼里，但他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和朋友谈心时，艾伯特不止一次警告说，希特勒掌权就意味着战争的导火线被点燃。纳粹大肆打压异己的作风，则令他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受迫害者，产生了强烈的同情。

    他帮助一些人走出集中营，帮助一些人逃离德国，还为被拯救者在瑞士开设银行账户，确保他们在流亡期间不至为生计犯愁……据德国《明镜》周刊的说法，被艾伯特拯救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许多与他素昧平生；因为艾伯特而获得第二次生命的人有多少，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可供查阅的史料显示，艾伯特会定期前往赫尔曼在柏林的办公室，利用哥哥的虚荣心，营救犹太人及各种政治犯。他曾将奥地利当时最大的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秘密送往边境。而在布拉格任职期间，他用抬头印有“戈林”的信笺给德国达豪集中营的指挥官修书一封，要求释放医生兼抵抗战士约瑟夫·查瓦特。无巧不成书，在那个集中营，还有一名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姓查瓦特，慑于“元首接班人弟弟”的名头，那位指挥官干脆将两人都放了。

    兄长的关照成为“护身符”

    盖世太保很快盯上了艾伯特，虽说一时间奈何不得，还是搜集了他的很多“黑材料”。

    一份标注日期为1944年8月24日的秘密报告称，“艾伯特·戈林是最糟糕的失败主义者。昨天，他从布达佩斯抵达布拉格，捎来了宣扬（纳粹）残暴的新闻。他跟不可靠的捷克企业家交好，这种不受限制的活动很危险，请求将其移送到柏林帝国保安总部，进行讯问。”

    另一份落款为同年10月23日的报告称，艾伯特“持续与犹太人团体保持联系”，为后者办事。报告还称，艾伯特坚持自由理念，拒绝接受纳粹的规矩，“一名捷克雇员告诉自己的德国同事，进入艾伯特的办公室时，别说‘向希特勒致意’这类问候语，不然会立即被轰出去。”显然，希特勒鼓吹的个人崇拜，在艾伯特力量所及处没有存在余地。

    耐人寻味的是，赫尔曼·戈林一直非常关照这个“爱惹事”的弟弟。每当艾伯特的行为越过“红线”而几乎身陷囹圄，都会有一个来自柏林的电话要求盖世太保“网开一面”。结果，一直拖到1944年，纳粹当局才对艾伯特下达通缉令，但再次无果而终。战后，他以证人身份在审判战犯的纽伦堡法庭上表示，“哥哥告诉我，这是他能够帮的最后一次忙了，因为这时他的地位已经有所动摇，不得不私下去恳求希姆莱（盖世太保首脑），请后者摆平所有事情。”

    艾伯特的确在借用赫尔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但对哥哥本人没有太多恶感。从1943年到1945年，兄弟俩不时碰面，尽管彼此的政见完全不同，私人感情相当和睦。据戈林的家族成员透露，每到家庭聚会时，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从不讨论政治议题。

    特殊身份招来两年冤狱

    1945年5月9日，艾伯特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向美军投降，不想得到了和其他纳粹党高级战犯相同的待遇——被投入监狱。艾伯特之所以被捕，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戈林的弟弟。盟军不相信艾伯特营救犹太人的义举，毕竟，他的哥哥是“邪恶的象征”，两个姐姐也嫁给了纳粹党员。

    当月晚些时候，戈林兄弟在德国奥格斯堡的一所监狱见了最后一面。在用来放风的空地上，两人相拥而泣。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元帅威风尽失，道：“对不起，艾伯特，是我连累你受这么多磨难。你很快就会获释的，今后请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孩子。永别了！”  

    1946年10月1日，赫尔曼·戈林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绞刑。他在行刑前夕服毒自尽。

    一名参与纽伦堡审判的美国翻译回忆说，入狱期间的艾伯特同样“极度焦虑”，因为盟军方面对他的辩解半信半疑。他费尽心力寻找各种证据，提供了34个人名，准确写出了他们的家庭地址、职业。“这些人的生命，都是我冒着危险——我三次收到盖世太保的逮捕令——挽救的。”这份名单中，包括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弗兰茨·莱哈尔之妻。

    一年后，审判员维克多·帕克接手案卷。读到名单中的第15个名字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位获救者正是帕克的姨妈。就这样，艾伯特的无罪辩护被美国人采信了。

    哥哥带来的噩运还未结束。此后，捷克当局又对艾伯特发生了兴趣，希望从他口中得到些东西。1947年，艾伯特在布拉格受审，他当年所在的兵工厂的数百名工人闻讯赶到法院，争相讲述艾伯特将他们从盖世太保手中和集中营里救出的经历。最终，法庭做出了无罪判决。

    身世之谜在去世后揭开

    两年的牢狱生活损害了艾伯特的健康，也让他变得一文不名。重获自由的他，发现曾经帮助自己逃脱盖世太保追捕的家族背景，如今却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身为资深工程师，艾伯特无数次求职都以碰壁告终——没人愿意雇佣戈林家族的人。慢慢地，他沉入了绝望的深渊，每日呼酒买醉，与亲朋好友日渐疏远，捷克籍妻子米拉也带着女儿远走他乡。

    晚年的艾伯特穷困潦倒，和昔日的女佣挤在一间狭窄的公寓里。1966年12月20日，这名曾经从纳粹手中拯救过许多无辜者的绅士，在慕尼黑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直到去世，艾伯特再未同女儿伊丽莎白谋面。至今健在的伊丽莎白表示，“10岁时，妈妈要我给他写信，但他从未回复……”不过，母女二人仍然无法割断这段感情。“我不知道妈妈下了多久的决心才和他分手，也不了解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妈妈和姥姥从未说过他半点不好。”伊丽莎白还称，艾伯特是她姥姥惟一敬重的德国人。

    幸运的是，艾伯特的传奇经历并未随着他本人的去世而湮没。多年后，戈林家族的一名亲戚透露了一个保守多年的秘密：艾伯特与赫尔曼可能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原来，赫尔曼的父亲海因里希·戈林是名外交官，和妻儿聚少离多；天长日久，海因里希之妻范妮爱上了家庭医生赫尔曼·冯·爱泼斯坦。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爱泼斯坦家财万贯，拥有两座城堡。海因里希不在家时，爱泼斯坦就同范妮在自己的私邸幽会；还有几次，外人不经意间发现爱泼斯坦深更半夜走出范妮的房间。有人据此断言，艾伯特其实是爱泼斯坦和范妮“爱的结晶”；从照片上也能看出，艾伯特和那位医生的相貌确有几分相似。

    相当程度上，这可以解释艾伯特为何冒险营救遭纳粹迫害的犹太人，而非成为兄长的帮凶。不过，或许是觉得会给戈林兄弟带来麻烦，纳粹党执政时没有揭破其中内情。

    他为何不肯改名换姓？

    艾伯特·戈林的故事仍没有画上句号。1962年，奥地利剧作家、导演厄内斯特·纽巴赫撰文《我的朋友戈林》，首次描述了艾伯特在维也纳街头搭救老妇人的细节。又过了20余年，随着西德当局放松对纳粹相关题材的管制，赫尔曼·戈林的传记陆续面世，不过，大多数作家只是在书中顺带提到艾伯特的名字，并未就他的所作所为过多着墨。

    直到1998年，英国BBC第四频道播出纪录片《真正的艾伯特·戈林》，公众才知道，纳粹二号人物有个心地善良的弟弟。这部片子引起了奥地利作家威廉·波克的兴趣，此后数年，他埋首于故纸堆中，沿着艾伯特当年的足迹走遍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作为研究成果，波克出版了专著《三十四个》，书名就取自艾伯特当年呈交给盟军的那份名单。

    其实，艾伯特完全可以更改姓名、隐藏身份，如同很多纳粹分子在战后所做的那样。他为何至死不改？有人指出，海因里希·戈林视艾伯特若己出，以后者的道德观，改名换姓无异于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