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词歌：一位失聪者的征程

    在完全不知道自己部分失聪的20余年间，本书作者凭借惊人的毅力，用“替代语”支撑着学业和生活，取得了绝大多数身体健全者难以企及的成功。

    杰拉尔德·谢伊的《无词歌》一书，是他对自己辉煌且迷人的青少年时代的重现，尽管期间常有痛苦相伴。在普通人看来，这段旅程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谢伊则以无比的勇气战胜了上天的不公，成为英雄。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主人公在很长时间里并未意识到身有残障，而是怀疑自己的智力有问题，不得不比其他人更努力，才能实现同等的目标。

    事实上，谢伊很有造诣，是杰出的学生歌手和运动员，在安多弗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取得的成绩都非常优秀。3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去做听力检查，无比震惊地从医生处得知：自己的听力跟80多岁老人差不多。

    “神经末梢几乎全死了。”医生说。

    “您说什么？”

    “毛细胞！”

    此时，谢伊才知道自己失聪了。罪魁祸首是6岁时的一场猩红热和水痘，损坏了他耳蜗下部的上皮细胞，那里恰恰是“耳朵最复杂、最敏感、最易受到攻击的部分”。病好后，他返回学校，虽然仍有一定程度的听觉，但失去了辨认部分辅音和元音的能力。譬如，当老师对他说“拿一支黑铅笔吧”时，他会听成“拿一个帕拉本色”。然而，彼时年纪尚幼的他，对这种变化并未有所察觉，而是以为大家听到的都一样，只是别人的理解能力更强。

    本书最吸引人的特质，在于谢伊友善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语气，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生活在寂静世界的他毕生喜爱语言，能用多种方式进行沟通：英语、法语、音乐语言、符号语言……他还依稀记得儿时听过的鸟鸣和风浪声，“短暂、却带着永不消失的优雅”。

    对谢伊来说，最神奇、也是他最依靠的，是所谓的“第二母语，即我的替代语（lyricals）”。他创造了这个词，用来表示自己听到的无意义的发音，而不是别人真正讲述的词汇和短语。

    当他与母亲一起来到安多弗大学，谢伊听到校长对全体新生说：“你们都属于‘阿图豆伯斯休帕森斯’。”母亲问：“你不感到自豪吗？”“我很自豪。”因为他很快就解析出，校长说的肯定是“你们都属于排名前2％以内的优秀生”。在替代语帮助下，谢伊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思考：阿图豆伯斯（Arthur Dobbs）等于顶级（are the top），休帕森斯（super sense）等于2%（2 percent）。就这样，他把自己听到的、根本没有意义的词汇转换成了普通语言。

    对有声世界来说，谢伊的替代语犹如一道桥梁。对于一个部分失聪的人来说，这种替代语不是笑话，而是一条生命线。替代语帮助谢伊完成了在安多弗大学的学业，随后进入耶鲁大学深造。他在耶鲁参加了学校的无伴奏合唱团，写作和小组讨论成绩也都非常出色。不过，在讲演厅开设的大课一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我认为，自己能够在这样一所伟大的学校里念书，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我心底下一直怀疑自己不属于那里。”

    在耶鲁，他有过爱情，但他所爱的女孩担心谢伊听不进别人的话。渐渐地，女孩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有点超然，“总是漫无目的”，最终离他而去，嫁给了别的男人。

    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学业更具挑战性，此时，谢伊的替代语再度立下奇功。他逐字记下在课堂上听到的、杂乱无章的话，每晚花掉大部分时间，将它们翻译为正常的法律术语。通过比同学付出多两倍的努力，谢伊保持着最顶尖的成绩，毕业后顺利进入纽约的一家王牌律师事务所，那里的快节奏几乎又一次淹没了他。“很多人都认为我有智力问题。”由于晚上又要通宵达旦地翻译，他被溃疡病折磨，吞服安定药，一度对自己说：“真希望我已经死掉。”

    在《无词歌》一书中，作者通篇都在坦率地描述身体的残障——听不全、理解不正确、沟通失败以及跟不上趟——给他带来的黑暗、甚至灾难性的时刻。尽管如此，该书唱出的却是一曲悠长而清晰的成功赞歌。这不是抱怨，而是探索，与沟通本身的性质有关。工作之余，谢伊研究了声音的物理现象、听力的生态学以及奇异的失聪人士教育史。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能力使用自己的语言，即那种可以最有效地表达自己和理解别人的语言。”

    读《无词歌》，就是要欣赏谢伊的语言的诗意，这种语言充满了来之不易的经验、智慧和惊人的勇气。

    美国《华盛顿邮报》

    关于作者：杰拉尔德·谢伊出生于纽约，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和法国度过。他是纽约和巴黎律师协会成员，作为美国德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两地从业多年。此外，他还担任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秘书及纽约市律师协会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从事法律工作的同时，谢伊经常在国际性法学杂志和财经杂志发表论文，后与一位法国女士结为伴侣。如今的他，仍然继续着漫长的听障世界之旅，将一副特制的助听器夹在眼镜上，学会了读唇语和手语，并借助独一无二的“替代语”，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