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影人：发掘胶片里的希特勒

    如果没有手持16毫米摄影机的爱娃·布劳恩，希特勒不为人知的一面不会被记录下来。如果没有德国电影人卢茨·贝克尔的痴迷和执著，这些震惊世界的画面也许会永远尘封于历史的某个角落。

    被送进黑暗深渊的一代从未停止关于希特勒的思考

    爬出防空洞的瞬间，卢茨·贝克尔眼中的世界是一片废墟。士兵横尸街头，苍蝇嗡嗡作响。废墟之下，是遮掩不住的死亡气息。

    那是1945年的柏林，贝克尔4岁。

    贝克尔没有见过属于第三帝国的荣耀。他的童年在柏林地下的防空洞中度过，防空洞里的恶臭和恐怖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盟军的飞机时常来袭，整个城市变成了燃烧的废墟。炸弹落下，即使落在遥远的地方，防空洞中的气压也会变得极大。

    “人们常常从耳朵、鼻子和眼睛中流出血来，我总是耳聋、耳鸣。”他说，“我真羡慕那些不曾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

    第三帝国给贝克尔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

    随着二战结束，关于世界上最邪恶政权之一的可怕真相开始泄露出来。第一批屈服于这些真相的德国人，是那些在柏林的陷落中大难不死的孩子——像贝克尔这样的年轻人。

    “我出生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贝克尔说，“我们是被送进黑暗深渊的一代。”

    从那时起，贝克尔从未停止关于希特勒的思考，还有这位领袖给德国人带来了什么。这位卓越的艺术家和电影历史学家，将他的大部分人生献给了希特勒。

    “孩提时我被禁止说脏话，现在，我会站在母亲卧室的梳妆镜前，重复‘狗屎’这样的字眼儿，”他一边说一边大笑，“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希特勒。”

    此时，这位第三帝国的幸存者住在英国伦敦贝斯沃特郡，年过古稀。

    历史就藏在这些小小的胶片里

    20世纪50年代，贝克尔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作为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的天赋，决定将其作为终身职业。

    1966年，他到伦敦求学，与日后的著名导演大卫·斯雷德、德里克·加曼做同学。

    在写论文的过程中，贝克尔意外地有了新发现。

    “就在德国联邦档案馆，”贝克尔回忆道，“我第一次发现了爱娃·布劳恩手持16毫米西门子摄影机的照片。”

    这让贝克尔想起了关于爱娃家庭录像的传言。一直没有人知道这些录像被藏在哪里，就连它们是否存在都无法证实。

    贝克尔相信，如果有摄影机，那一定有录像；如果有录像，它一定被保存在某个地方。

    贝克尔开始了苦苦摸索，不肯放弃任何线索。

    “那时候并不流行将录像视为历史的见证。”他回忆道，“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报纸比录像更重要。但我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需要，想要整理自己的过去。”

    也许只有一个在纳粹柏林长大的孩子，才能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毕竟，在那个年代，希特勒的情人爱娃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贝克尔查找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和国家电影资料馆的记录，然后辗转到了美国。

    1970年4月，贝克尔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一次电影爱好者聚会，结识了一位二战老兵。

    这位老兵告诉贝克尔，他的确曾在希特勒的巢穴中看到成堆的电影胶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它们的价值。他记得，这些材料被美国陆军通信兵带走了。

    这一线索让贝克尔兴奋不已。假如它们存在，他推测，这些胶片最终会被送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怀着期待的贝克尔依然徒劳无功，但他没有放弃。“一定有这些录像。”

    关键在于16毫米摄影机。就录像档案来说，35毫米的优于16毫米的，因此，在胶片碎掉或消失之前，档案馆往往会优先考虑保存35毫米的录像。

    一次华盛顿之行中，贝克尔偶然发现了一个新线索——在郊区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旧飞机机库，可能保存着一批16毫米录像。

    1972年春季的一天，贝克尔开车出城，来到这个机库，开始在一堆生锈的废旧金属罐中搜寻，一套贴着德文标签的金属罐闯入眼帘。

    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他打开了第一个罐子。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就藏在这些小小的胶片里。

    摄影机以罕见的亲密方式接近希特勒

    认识德国最有权势的人之前，爱娃只是个普通的17岁金发少女，漂亮，活泼，为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担任助理。

    当时，霍夫曼的任务就是打造希特勒的对外形象，使他始终被视为一个坚定而目空一切的人物，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英雄。爱娃的出现，让希特勒的形象完全不同。

    在爱娃的镜头中，希特勒和几个纳粹高层人物在阳台上晒太阳，喝着咖啡聊着天，互相开玩笑，不时拿起一块蛋糕，偶尔为拍摄者摆一个姿势。

    爱娃手中的摄影机以罕见的亲密方式接近希特勒。当亲信之外的访客出现时，摄影机会退到一个更加敬而远之的距离。

    举办家庭聚会时，客人们穿着他们最好的礼服到访，希特勒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招呼客人，偶尔与顾问交谈，或跟爱犬玩耍。希特勒与孩子们围坐桌前，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叔叔一样主持聚会。

    胶片中的大部分画面是彩色的，有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希特勒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邪恶者的平凡”。没人能看得出，就是这群文质彬彬的客人，让欧洲大陆伏尸百万。

    这些胶片拍摄于1941年夏，正是希特勒纳粹事业的巅峰，胜利似乎触手可及。

    有了适合的土壤，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走上同样黑暗的道路

    1973年5月，贝克尔用爱娃家庭录像中的材料制作了纪录片《邪恶纳粹》，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

    《邪恶纳粹》塑造了一个与人们的印象完全不同的希特勒。除了私人生活中的温和、友善，影片中的希特勒也饱受民众由衷的爱戴和崇拜。

    男女老少蜂拥而至，带着满脸的兴奋和激动，一心想瞻仰元首的仪容，警卫几乎无法阻止；鲜花撒在他经过的路旁；希特勒对孩子们微笑，逗一逗年轻的姑娘，给骄傲的小伙子们赞许的笑容；一位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得以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担任鼓手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地球上最幸福的男孩。

    影片中的德国人似乎无比团结和幸福，每个人都在巨大的国家机器中各得其所。他们似乎都在为理想奋斗，而不是为了金钱或是自私的目的，就连纳粹分子都面带笑容。直到影片的最后，战争、大屠杀等人们熟悉的画面才出现。

    这部另类的影片迅速激起了人们的反感，甚至引发了暴力事件。这部纪录片在德国被禁了37年。

    令人们不安的是，希特勒不是淌着口水的恶魔或肮脏的怪物，纳粹是与我们一般无二的人。胜利者们不愿意去想：有了适合的土壤，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走上同样黑暗的道路。

    这些情绪，都曾经出现在第一次看到爱娃录像的贝克尔身上。“我一直处于一种极度的兴奋中，仿佛我的生命有一种使命。我对纳粹感到愤怒，现在，我终于可以通过一种积极的方式来疏导、宣泄这些愤怒。”

    如今，很多人可以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第三帝国，愤怒转变为理智的审视，妖魔不再被视为妖魔，而是一个常人——即使是来自人性阴暗面的邪恶使者，也仍然是人。

    对贝克尔来说，回顾爱娃的家庭录像仍然是痛苦的，人们对《邪恶纳粹》的反应也折磨着他，只不过，回顾往事，他已学会与过去和解。

    “我的研究不是什么巨大的胜利，顶多是休战协议。我能够看到，过去被放进历史书里，纳粹不再像幽灵般出没。我的旅程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