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国家形象”：官方与民间相互纠结

    伊朗，曾经的文明古国，如今却被一些国家和媒体视为“流氓”国家。对很多人来说，这像个读不懂的谜。

    无论是伊朗政府的国家形象塑造，还是异见人士声嘶力竭的呐喊，抑或是艺术家们饱含痛苦和深情的表达，都让这个国家的形象复杂地互相交织。

    伊朗曾欲塑造国家形象抗衡西方

    一部《逃离德黑兰》电影，让谴责西方“恶意破坏”其国家形象的伊朗，再度引发世人的关注。虽然伊朗在谴责类似事件时，往往语出惊人，但在主动树立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方面，政府的表现确实还需要更加“给力”。

    2010年，伊朗政府曾资助德黑兰交响乐团赴欧洲巡演，表演曲目是为纪念伊斯兰革命30周年而创作的《和平与友谊协奏曲》。

    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称，欧洲观众不得不在两难中选择：参加这样明显的政治宣传活动会带来良心的负担，但这是绝无仅有的去欣赏那些伟大的伊朗演奏家表演的机会。

    据报道，演出并未售票，而是由当地的伊朗机构分发赠票。在日内瓦演出那天，超过1000个座位的观众席只坐了300人。在剧场出口处，有将近20人在抗议。

    2007年7月，伊朗政府资助的Press TV开播。总统内贾德在开播典礼上说，“了解事实真相是全人类的权利，但很多西方国家政府通过媒体来控制舆论，Press TV的目标就是在国际新闻报道上与西方抗衡。”

    在Press TV的网页上，陈列着这个电视台的三大目标：打破西方对国际媒体的箝制、架设不同文化间的桥梁、彰显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 

    Press TV的台长萨拉·福拉兹是伊朗声像协会副主席，他认为Press TV可以成为“第三只眼睛”，让西方观众了解真实的伊朗和中东。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2012年7月，内贾德亲自首肯国有电影公司斥巨资拍摄一部以伊朗女赛车手拉勒·塞迪为原型的电影，目的就是要打破西方对伊朗的成见。   

    “在西方人眼中，伊朗是落后的，妇女地位低下，好莱坞电影也在竭力塑造伊朗的负面形象，而这部电影将改变这种局面。”电影的主拍方、伊朗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中心的一名官员说。

    然而，这一“理想”却未能在电影中实现，反倒是引发了一些保守人士的批评。伊朗保守派报纸《Keyhan》主编沙里亚特·马达里说，“电影的情节简直是对伊朗穆斯林女性的一种侮辱！”“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迎合美国及其盟友口味、宣传西方价值观的电影？”

    被伊朗否决的形象却被西方接受

    事实上，伊朗有着悠久的艺术传统，无论在绘画、文学创作还是电影上，都有着可圈可点的作品受到全球艺术爱好者的仰慕。

    以电影为例，《小鞋子》、《白气球》、《樱桃的滋味》等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作品，都是世界电影史中的教学样片。阿斯哈·法哈蒂导演的影片《一次别离》更是在芝加哥、柏林等多个电影节中获奖，甚至斩获201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 

    这部电影真实地描述了伊朗社会中妇女、宗教、移民等问题，可谓从另一个角度塑造了伊朗的国家形象，反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这也正是导演法哈蒂的初衷。“我很开心看到世界对我们伊朗的印象是清晰的，而非模糊的。”他说。

    然而，在拿回伊朗历史上第一个奥斯卡“小金人”后，因为这部电影的题材涉及离婚，它一度在伊朗被禁映，在法哈蒂道歉后才又被恢复上映。

    保守派人士更是认为，《一次别离》获奖不是伊朗电影的光荣，而是耻辱。在伊朗著名影评家法拉萨提看来，西方就是想看到伊朗的落后。

    另一部让世界聚焦伊朗的影片是纪录片《这不是一部电影》，它记录了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因“宣传反对政权”而被囚禁家中的生活片段。

    导演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和自己的公寓，真实记录下了他在等待法院判决期间的生活。影片完成后，他将其拷进U盘，塞进蛋糕，偷偷运出了国。

    随后，这部纪录片入选了第36届多伦多电影节的大师单元。2010年12月，伊朗政府宣布，帕纳西被判6年监禁，并剥夺社会权利20年，包括制作和指导电影、创作剧本、接受媒体采访和离开伊朗的权利。

    伊朗艺术家的双重挣扎

    先锋艺术家施林·奈沙，1957年出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她回到伊朗，希望在故土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以局外人的冷静眼光看到了革命前后人民的变化，并用艺术作品再现了革命后的伊朗女性，可她却因此被驱逐出境。

    根据伊朗网站iranchamber.com报道，奈沙并非惟一被放逐的伊朗艺术家。在伊朗，政府是最大的艺术赞助商。一旦失去政府资助，很多艺术家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

    政府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有义务保护民众不受负面的、非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所有危害社会风气和国家安全的艺术都被禁止。伊朗伊斯兰文化指导部官员阿巴比解释，“好的文化作品应既能够满足政府的需要，也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政府知道，什么是对民众来说最好的艺术。”

    奈沙离开伊朗后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辗转于墨西哥、秘鲁和美国，“希望找到一块与伊朗相像的土地”，却一直没成功。

    奈沙说，她将自己看作同胞的代言人。“我在两个战场进行两场不同的战斗。我们对西方不满，这是因为他们对我们身份、形象的建构，对伊朗政治、女性和宗教的描述。我们要为此骄傲地战斗，直到获得平等的尊重。而我们的另一场战斗是关于伊朗的政权。”

    一位化名为SM的伊朗艺术家对《亚洲时报》说，很多德黑兰的艺术工作者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他们希望作品真实、得到国际认可，同时在伊朗也受欢迎。

    “要么做些单纯的作品，不会刺痛社会和政治问题，这样就可以呆在祖国；要么进行真正想进行的创作，但可能永远都不能回家了。”

    久而久之，“伊朗”便成了一种地下文化——艺术家们聚集在家中观看被禁影片、或在咖啡馆中讨论有争议的话题。这些聚会中，女性不用戴头纱，偶尔也有酒精饮料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