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共同底线，才有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无论选择怎样的模式，都应首先确立某些朝野各派均不容挑战的准则：在思想文化领域是“信仰自由”，在制度建构方面则是“民主政治”。

    早在“五四”以前，中国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纪末进入改革时代以后，“文化热”中的“中西”之争再度热闹起来，80年代许多人积极推进西化，90年代弘扬传统又成了主旋律，加上国际上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助兴，可谓高潮迭起。

    然而新世纪伊始，人们面对坑亲杀熟的“诚信危机”的一片惊呼却表明，如今的“文化”不论中西，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已成“稀缺资源”。百年来的“文化冲突”，得到的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后果。“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而在西、儒皆灭的土地上，强权逻辑与犬儒逻辑的互补反而变本加厉了。

    出于对极端化的不满，各种争论中都产生了中庸之道：在“中西文化”对立中，历来就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结合之说。在“左右”对立中，各色“第三条道路”也有几十年历史。而在刚刚兴起的“NGO反对WTO”潮流中，也不乏既要NGO、也要WTO的呼声。

    但是，中庸之道不管理论上多么面面俱到，实行起来却往往要碰壁。究其原因，人们常常抱怨两极的力量太强而中间派太弱：一些人非要2，另一些人非要10（至于谁是10谁是2姑且不论：自由主义者要10分自由，在他们眼里，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只要2，而后者要10分平等，在他们眼里前者也是只要2的），主张（2＋10）÷2＝6的呼声便被埋没了。

    在这里，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种可能：如果健康的两极本身都太弱，中间派能强得起来吗？假如还没有1，那么谈论2与10的中位数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主张2的人与主张10的人难道不该首先为争取1而奋斗吗？“为争取1而奋斗”当然不能说是2与10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只能说是两者“共同的底线”。亦即：它并不是两者互相妥协的结果，而是两者本身都需要以之为前提的、即使没有对方要求、自己也必须争取的基本目标。

    例如关于“文化冲突”，人们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倡导文化多元，基督教、儒家理念与伊斯兰教应当和平共存。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信仰自由的原则必须战胜异端审判。如果异端审判存在，不仅各种文化与信仰的多元共存成为不可能，每个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会被窒息。因此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主义专制。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

    又如在“左右之争”中，发达国家的传统话题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左派主张扩大国家承担的责任，右派强调要限制国家的权力。这两者形成对立其实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先有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在这种契约下，国家的权力与责任严格对应：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并对公民负责，公民需要国家承担多大责任，就授予它多大权力。

    反之，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就会造成——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西方那种“左右之争”乃至“左右之间的”折中立场，在这种条件下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的体制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还远不及美国，又有什么资格怪其个人自由太多？如果我们连瑞典水平的个人自由也远未达到，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其社会保障过分？如果连美国式的“低调社会保障”和瑞典式的“低调个人自由”也得不到，谈论“二者之间的道路”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这就是左右派都必须持守的共同底线。

    如今都说全球化，但全球化不始于今日。自从英舰轰开虎门、马克思号召全球无产者联合，就开始了两种对立的全球化：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这个对立告一段落，但世界既未“大同”，也不可能重建“铁幕”隔绝彼此。我们注定生活在一个有矛盾的、因而是多元的地球村中，依然面临多种而不是一种全球化。然而世界毕竟还是在进步：这些矛盾、多元与多种已经越来越多地以上述底线为基础，突破底线的堕落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也许，这就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国际之“轨”吧！

    摘自《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