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中国大社会？
○郑永年
《
青年参考
》（
2013年03月06日
02
版）
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会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政府向社会分权，在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同时，也建设一个“好社会”。实现这些目标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首先，需要培植新社会组织。很多地方在进行培植新社会组织方面的改革实践。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走在前列。尤其是广东在各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现实地说，如果社会没有空间来组织自己，就会很难承担由政府下放的权力。这就首先要求给予社会自我组织的权利。只有有了自我组织的权利之后，社会才能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仅要向社会下放权力，而且更要花大力气来培植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下放权力，不是说政府完全可以不管社会了。
应当意识到，赋权社会并不只是简单地分权给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培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时间，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至少在初期需要这样。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政府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就会有助于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良性关系。
今天，无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紧张关系，甚至对立和敌视的局面。中国可以从其他成功的国家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
其次，改革传统社会组织。中国现存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很强大，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组织在支持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它们至少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社会，一条腿在政府，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力量。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成为“中介”，即连接政府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组织。
其三，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管理要改变自上而下的思路，要强化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传统的“维稳”思路已经证明为走不通，因为它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会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它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展示了执政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建设大社会过程中，人们也可以参照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的方法，容许和鼓励新型社会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
在中国，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而且也是要解决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同社会的严重脱节问题。和社会脱节是中国政治目前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社会上很多怨气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困扰。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的，是政府官员执政不当引起的。但不管哪一种怨气，政府都负有责任。但很多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供系统，享受着各种特权，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种局面持续不了多久的。如果你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老百姓总有一天要“围城”，造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高度对立。怎么办？这就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听取民意要制度化。在新加坡，每一位部长和国会议员，每周都要定期接见选民，选民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专业人士的意见很重要，现代社会很复杂，政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做到专业，因此要倾听专家的意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最有效的做法，是对现行人大和政协体制进行改革，把额外的专家平台整合进这两个现存的制度化平台。
从长远来看，在社会力量建设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类，吸引到包括人大和政协等正式组织体系里面来，也就是说给于它们正式的参与管道，参与到国家各个层面的事务中来。这可以通过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在目前和下一个阶段，主要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创造条件，在促成社会力量组织化的同时来有效监管社会力量。这是中国有序制度变革的有效途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会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政府向社会分权，在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同时，也建设一个“好社会”。实现这些目标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首先，需要培植新社会组织。很多地方在进行培植新社会组织方面的改革实践。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走在前列。尤其是广东在各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现实地说，如果社会没有空间来组织自己，就会很难承担由政府下放的权力。这就首先要求给予社会自我组织的权利。只有有了自我组织的权利之后，社会才能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仅要向社会下放权力，而且更要花大力气来培植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下放权力，不是说政府完全可以不管社会了。
应当意识到，赋权社会并不只是简单地分权给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培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时间，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至少在初期需要这样。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政府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就会有助于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良性关系。
今天，无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紧张关系，甚至对立和敌视的局面。中国可以从其他成功的国家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
其次，改革传统社会组织。中国现存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很强大，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组织在支持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它们至少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社会，一条腿在政府，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力量。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成为“中介”，即连接政府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组织。
其三，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管理要改变自上而下的思路，要强化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传统的“维稳”思路已经证明为走不通，因为它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会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它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展示了执政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建设大社会过程中，人们也可以参照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的方法，容许和鼓励新型社会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
在中国，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而且也是要解决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同社会的严重脱节问题。和社会脱节是中国政治目前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社会上很多怨气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困扰。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的，是政府官员执政不当引起的。但不管哪一种怨气，政府都负有责任。但很多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供系统，享受着各种特权，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种局面持续不了多久的。如果你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老百姓总有一天要“围城”，造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高度对立。怎么办？这就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听取民意要制度化。在新加坡，每一位部长和国会议员，每周都要定期接见选民，选民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专业人士的意见很重要，现代社会很复杂，政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做到专业，因此要倾听专家的意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最有效的做法，是对现行人大和政协体制进行改革，把额外的专家平台整合进这两个现存的制度化平台。
从长远来看，在社会力量建设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类，吸引到包括人大和政协等正式组织体系里面来，也就是说给于它们正式的参与管道，参与到国家各个层面的事务中来。这可以通过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在目前和下一个阶段，主要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创造条件，在促成社会力量组织化的同时来有效监管社会力量。这是中国有序制度变革的有效途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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