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庇护十二世：帮凶还是救星？

    二战期间，罗马教廷一方面对纳粹表现软弱，另一方面帮助数十万犹太人逃离虎口，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导致时任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真面目隐没在历史迷雾中。

    尽管政教分离已是欧美诸国通行的准则，罗马教廷对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教皇本笃十六世辞职一事，近来被西方媒体持续关注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议论之余，人们还把目光投向早已身故的另一位教皇——庇护十二世；与明确表示“厌恶法西斯主义”的本笃十六世不同，二战期间，庇护十二世对纳粹的暴行表现软弱，由于没有公开谴责前者实施的种族灭绝以及对别国的侵略，他一度被后世冠以“希特勒的教皇”之名。

    然而，一本依据丰富史料撰写而成的新书，似乎正试图为这位教皇“摘帽”。

    一度被希特勒视作眼中钉

    据英国《卫报》消息，名为《教皇的犹太人：梵蒂冈从纳粹手中拯救犹太人的秘密计划》的新著将在3月面世，年近八旬的著名历史作家戈登·托马斯，通过细致地研究梵蒂冈的解密档案，并寻访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等各色人员，意欲为战争时期的梵蒂冈和教皇本人“正名”。报道强调，托马斯本人是一名新教徒，不太可能因为信仰原因受到教廷干涉。

    1943年9月至1944年6月间，担心盟友“反水”的德国，派兵进占意大利。梵蒂冈这个位于罗马西北部，面积仅0.44平方公里，号称全球天主教信徒精神中心的“国中之国”面临重大危机。托马斯在新书中指出，野心勃勃地打算废除其他宗教、指定国家社会主义为“新的全球性信仰”的希特勒，担心罗马教皇会成为他谋取统治地位的障碍，下达了绑架时任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命令。不过，德国驻意大利党卫军指挥官卡尔·弗·奥·沃尔夫将军并不想执行这一命令，暗中向教皇透露了希特勒的阴谋，提醒后者要格外小心。

    此时，意大利境内犹太人的处境，比教皇面临的更加凶险。一旦被德军捕获，地狱般的集中营将是他们的归宿。党卫军撒网搜捕时，许多犹太人逃往教堂、修道院和梵蒂冈城内避难。庇护十二世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命令下属予以安置，并为他们提供假身份证明。在热那亚及其他意大利城市，许多牧师还为躲入教堂的犹太人紧急颁发了洗礼证书。

    此外，梵蒂冈还向2000多名匈牙利犹太人颁发临时入境许可，使他们安全抵达罗马避难。教皇还指派专人拨出资金，为这些犹太难民置办衣服、食物和药品。据不完全统计，德占期间，仅意大利境内就有超过4000名犹太人在各宗教场所中逃过搜捕。

    为美国军事工业提供金援

    按照具有教会背景的美国《天主教国民周刊》的说法，罗马教廷对反法西斯事业的贡献不限于此。二战刚开始，梵蒂冈便将其名下的黄金储备和有价证券从纳粹控制区转移至美国，以便在欧洲深陷战乱泥沼时，对遭受迫害的教堂提供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梵蒂冈提供的资金“对同盟国战胜纳粹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天主教国民周刊》的论断，援引自伦敦米德尔塞克斯郡大学研究员帕特里夏·麦克古德里克的论文《对庇护十二世和梵蒂冈二战时期金融交易的新看法》，此文于2012年12月刊发于剑桥大学发行的季刊《历史杂志》。麦氏撰写此文的参考资料，则来自英国情报机构当时搜集到的、1941年至1943年梵蒂冈方面的金融交易情报。

    随后，罗马教廷的半官方喉舌《罗马观察报》也提供了一些对教廷有利的线索：1929年，一位名叫博纳迪诺·诺加拉的男子被指定为教廷的金融顾问，诺加拉是意大利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与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一世出身的拉蒂家族过从甚密。

    二战的硝烟即将弥漫之际，通过与庇护十二世协商，诺加拉“将数百万美元投资至美国和英国的银行中”。麦克古德里克在《新看法》一文中写道：“我们获悉，梵蒂冈……将美国变为其‘金融中心’，用来资助并管理全球的设施。一度有超过1000万美元进入美国。”

    诺加拉乃长袖善舞之人，交际能力很强。虽然美国金融界对来自战区的投资多有顾虑，他还是说服诸如J.P.摩根、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等大牌金融机构接受了梵蒂冈的证券投资。伦敦的摩根建富（J.P.摩根的兄弟公司）、巴克莱银行等，亦有来自梵蒂冈的资金存入。

    当时的美国政府对这些经济活动乐见其成。1939年，经过诺加拉牵线搭桥，罗马教廷又投入大笔资金购买美国国债，并多次向罗尔斯·罗伊斯、美国钢铁公司、陶氏化工、西屋电气、通用电气和联合碳化物公司等一干与军事工业关系密切的大企业注资。据信，这些资金“帮助上述公司提高了产能，为盟国在二战中打败轴心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软弱表现实为外交手腕？

    庇护十二世原名尤金尼奥·马里亚·朱塞佩·乔瓦尼·帕切利，1876年3月2日生于罗马，1901年在利奥十三世治下进入教廷工作，1917年获大主教之职，任教廷驻德国巴伐利亚特使，三年后改驻慕尼黑。1929年末，教皇庇护十一世立其为枢机主教，授以教廷国务卿职务，10年后被推举为教皇。他登上宝座的过程，比大多数前任都要顺利。

    在德国的工作经历，让当时的帕切利主教对纳粹形成了比较全面的认识。1936年12月1日，纳粹当局颁布法令，规定全国青少年必须遵照国社党的精神，接受希特勒的教育。此律一出，庇护十一世当即命人用德文撰写了一道名为“极度关切”的通谕，以表明天主教对纳粹主义的立场。次年3月14日，这道由教皇署名的通谕躲过秘密警察监控，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堂内宣读，严厉谴责了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及偶像崇拜。帕切利便是撰写这道通谕的人员之一。由此推断，他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更谈不上与之多么亲近。

    二战爆发之初，庇护十二世曾劝告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慎用武力，呼吁欧洲列强以谈判解决彼此间的争端。他的劝阻没有奏效，战争的硝烟愈加浓厚，扩散的范围亦愈加广阔。庇护十二世只得在公开场合或重大节日时通过梵蒂冈的电台谴责战争。但谁也无法否认，与纳粹基于国家机器的宣传相比，他的讲话力度微弱，言辞平淡，欠缺说服力。

    对于犹太人遭遇种族灭绝的惨剧，庇护十二世只能以间接或暗示性的措辞，对始作俑者加以批评。1942年圣诞节时，他表示：“人类必须还给数十万人期待和平的愿望，这些人不因自己的罪行，只因为他们的国籍或种族来源，竟被判死刑，或逐渐被消灭。”

    戈登·托马斯认为，庇护十二世宁愿采取折冲樽俎的外交手腕，也不肯发表措辞强烈、立场鲜明的声明，这种模糊的立场对其树立正面的公众形象不利。但是，若据此断言他对纳粹暴行袖手旁观，同样与真相相去甚远——除了大批接纳前来避难的犹太人，他还要求梵蒂冈电台连续播放有关战俘和下落不明者的消息，帮助许多人与因战火失散的亲友重逢。

    事实上，在二战彻底落下帷幕前，庇护十二世已经被视为犹太人的救星。1944年，犹太教的首席拉比（精神领袖）便明言，犹太民族永远忘不了罗马教皇“在这个最悲剧的年代，为我们众多不幸的兄弟姐妹所做的一切”，美国及英国的犹太人报刊也纷纷对首席拉比的这一赞誉刊文响应。希特勒闻讯，恼怒地叱骂庇护十二世为“犹太人爱好者”。

    历史功过未到盖棺定论时

    然而，对特定人物的历史评价往往受外部环境左右。1958年，庇护十二世去世，面对日益高涨的呼声，继任者若望二十三世决定在梵蒂冈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此过程中，教廷和教皇在二战中的表现，特别是对种族灭绝所持的暧昧态度迅速被抛到了风口浪尖。

    1963年，德国剧作家罗尔夫·霍希胡茨的作品《天主代言人》上演。该剧以纳粹大屠杀及教皇对此的态度为主线，将庇护十二世刻画成亲近纳粹，对犹太人毫无同情心的角色。该剧引起轰动，并在伦敦和纽约公演，进而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球广为传播。

    虽然戏剧只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非严格再现历史，从《天主代言人》开始，欧美便不断出现一类论调相近的历史著作，谴责教廷和教皇在二战时期对纳粹德国的残酷统治沉默不语、甚至“狼狈为奸”。1999年，美国记者兼作家约翰·康威尔在其《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中，直接将庇护十二世冠以“希特勒的教皇”之谓。美国历史学家苏珊·祖克缇也在2000年出版的《他的窗口下》一书中称，虽然梵蒂冈在二战时期为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但庇护十二世管理下的罗马教廷“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能力”确保更多人免遭迫害。

    一片谴责声中，为教皇和教廷辩护的声音逐渐式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英国学者瓦尔特·拉克尔的《骇人听闻的秘密》一书，就庇护十二世的矛盾属性提供了“第三种”解读。他指出，教皇之所以对纳粹的暴行沉默不语，“或许是怯懦所致，而非反犹主义”。这种怯懦，反过来恰恰为教皇保全自己，进而拯救犹太人创造了条件——在德军“围困”下，本已岌岌可危的教廷和教皇若公开谴责纳粹，只能刺激对方做出更残暴的事情；相反，通过在表面上保持沉默，只做不说，他反而促成了至少86万犹太人脱离虎口。

    围绕庇护十二世历史地位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1世纪。本笃十六世主事期间，梵蒂冈加快了公布档案资料的速度，以期影响公众舆论，尽早甩掉历史包袱。戈登·托马斯的《教皇的犹太人》，正是基于新近公开的文献才得以成书。有消息称，罗马教廷用“奇妙”来形容这本著作，希望它能够“帮助公众对教廷和教皇做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去世55年后，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真面目重新变得清晰起来。不过，要说世人对他的功过评价就此“盖棺定论”，或许仍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