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见
“天下”取代“主权”：中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
○“政见”观察员 宿亮
《
青年参考
》（
2013年02月20日
03
版）
阿伦·卡尔森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外交必定会越来越少地强调主权概念，因为主权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从这一意义上看，“天下体系”可能有一定作用。但这一体系明显具有排他性，任何现实中的国家不可能接受，反而会将这种说辞理解成一种威胁。
从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开始，“主权”概念就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础。然而，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演进，各种多边主义机制、组织以及跨国力量出现，人道主义干预、集体安全、主权让渡集中等原则构成了所谓“后主权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体之一的世界观，也就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又当如何？
康奈尔大学学者阿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在学术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撰文，梳理中国外交精英学者眼中的国际观由“主权”向“天下”的变化过程，并从这一侧面解读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国仅仅是一个低调的地区行为体。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建立在主权基础上，也以此理解国际体系。外交执行者和学者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接受美国霸权，对国际多边干预持灵活的态度。
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主权”的看法有所转变，国际集体行动增多，经由国际组织而产生的“主权让渡”程度加深。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评论外交领域过于强调“主权”在国际交往中的局限性。在承认西方所谓“主权过时论”是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少人意识到：不能忽视世界的变化，在使用“主权”表述时，应越来越小心，以避免陷入困境。
随后，伊拉克战争、苏丹危机等涉及多边干预和联合国维和的议题中，中国逐步在外交实践中顺应这一变化，开始接受并探求诸如“全球化”、“国际社会”、“地区组织”、“利益相关方”、“人道主义危机”等概念。
基于此，很多学者开始探求国际关系理论，即国际秩序观的“中国化”。他们试图用中国历史实践构筑国际秩序的中国观念，很多人都提到了“天下体系”。
所谓“天下”，不考虑其复杂多变的哲学和文化内涵，仅仅附会在国际政治中，有几个特点——在一个其他多国依附中心国家的国际体系内，中心国家是超级大国，享有针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时，不存在民族主义和主权边界。在这种观念看来，联合国只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全球性机构。“失败国家”等概念导致美国“赢者通吃”变成合理，这不是历史终结，而是世界死亡。
“天下”源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被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部分学者及一些外交实践者重新整理后，形成了“中国化理论”。也就是说，以一种全面的世界观取代传统黑白对立的观念，体现全球化的视野和国际社会等级制的特点。“天下”不是平等的国际秩序，但却是善意的国际秩序。从这一理论出发，国际社会可以存在“良性扩张”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个奉行“天下”体系不断扩张的强国，可以给依附国带来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天下”在中国学术和外交话语体系中出现时间不少，但也不算新理论。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金淳基数十年前就提出过中国古代思想在当代中国构建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可能的作用。1979年，金淳基就提出过，古代的中华体系就是一种稳定等级社会，这种社会基于中国力量的绝对强大和在海外虚拟存在的震慑作用维持均势。另外，江忆恩、康灿雄也都谈到过这一概念。
阿伦·卡尔森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外交必定会越来越少地强调主权概念，因为主权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从这一意义上看，“天下体系”可能有一定作用。但这一体系明显具有排他性，任何现实中的国家都不可能接受，反而会将这种说辞理解成一种威胁。
按阿伦·卡尔森的说法，部分中国外交精英和学者严肃分析“天下体系”的可能性，甚至以之构建“中国学派”，这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的。
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科讨论的重要话题，被视为构筑今后国际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潜移默化的观念与理论决定行动，同时还决定形象的被动构建。“天下体系”作为理论争辩，有其理论趣味和思辨价值，但这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尝试是否能真正服务于“和平崛起”，值得打上问号。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阿伦·卡尔森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外交必定会越来越少地强调主权概念，因为主权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从这一意义上看，“天下体系”可能有一定作用。但这一体系明显具有排他性，任何现实中的国家不可能接受，反而会将这种说辞理解成一种威胁。
从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开始，“主权”概念就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础。然而，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演进，各种多边主义机制、组织以及跨国力量出现，人道主义干预、集体安全、主权让渡集中等原则构成了所谓“后主权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体之一的世界观，也就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又当如何？
康奈尔大学学者阿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在学术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撰文，梳理中国外交精英学者眼中的国际观由“主权”向“天下”的变化过程，并从这一侧面解读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国仅仅是一个低调的地区行为体。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建立在主权基础上，也以此理解国际体系。外交执行者和学者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接受美国霸权，对国际多边干预持灵活的态度。
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主权”的看法有所转变，国际集体行动增多，经由国际组织而产生的“主权让渡”程度加深。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评论外交领域过于强调“主权”在国际交往中的局限性。在承认西方所谓“主权过时论”是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少人意识到：不能忽视世界的变化，在使用“主权”表述时，应越来越小心，以避免陷入困境。
随后，伊拉克战争、苏丹危机等涉及多边干预和联合国维和的议题中，中国逐步在外交实践中顺应这一变化，开始接受并探求诸如“全球化”、“国际社会”、“地区组织”、“利益相关方”、“人道主义危机”等概念。
基于此，很多学者开始探求国际关系理论，即国际秩序观的“中国化”。他们试图用中国历史实践构筑国际秩序的中国观念，很多人都提到了“天下体系”。
所谓“天下”，不考虑其复杂多变的哲学和文化内涵，仅仅附会在国际政治中，有几个特点——在一个其他多国依附中心国家的国际体系内，中心国家是超级大国，享有针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时，不存在民族主义和主权边界。在这种观念看来，联合国只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全球性机构。“失败国家”等概念导致美国“赢者通吃”变成合理，这不是历史终结，而是世界死亡。
“天下”源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被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部分学者及一些外交实践者重新整理后，形成了“中国化理论”。也就是说，以一种全面的世界观取代传统黑白对立的观念，体现全球化的视野和国际社会等级制的特点。“天下”不是平等的国际秩序，但却是善意的国际秩序。从这一理论出发，国际社会可以存在“良性扩张”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个奉行“天下”体系不断扩张的强国，可以给依附国带来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天下”在中国学术和外交话语体系中出现时间不少，但也不算新理论。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金淳基数十年前就提出过中国古代思想在当代中国构建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可能的作用。1979年，金淳基就提出过，古代的中华体系就是一种稳定等级社会，这种社会基于中国力量的绝对强大和在海外虚拟存在的震慑作用维持均势。另外，江忆恩、康灿雄也都谈到过这一概念。
阿伦·卡尔森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外交必定会越来越少地强调主权概念，因为主权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从这一意义上看，“天下体系”可能有一定作用。但这一体系明显具有排他性，任何现实中的国家都不可能接受，反而会将这种说辞理解成一种威胁。
按阿伦·卡尔森的说法，部分中国外交精英和学者严肃分析“天下体系”的可能性，甚至以之构建“中国学派”，这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的。
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科讨论的重要话题，被视为构筑今后国际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潜移默化的观念与理论决定行动，同时还决定形象的被动构建。“天下体系”作为理论争辩，有其理论趣味和思辨价值，但这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尝试是否能真正服务于“和平崛起”，值得打上问号。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