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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上结局迥异于苏联的改革之路，地理、人口、文化方面的优势固然重要，领导人的决心和技巧亦不可或缺。邓小平，就扮演了那个在关键时刻站在关键位置的角色。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最初是苏联采用的，之后进入中国，旨在帮助欠发达国家积累资本，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出于多方面原因，到20世纪70年代，中苏两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体制。然而，当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政权纷纷解体时，中国却自豪地宣称：它在1978年后取得了10%的年均增长率。哪些因素造就了如此不同的结局？
中国与苏联相比具备很多优势。它有漫长的不冻海岸线，可以利用更便宜也更方便的海路运输。过去两百年来，移居香港、台湾、东南亚乃至西方的华人及后代有2000万之众，可以作为资本和知识的来源为中国所用。此外，中国大陆作为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着各国的众多商人，后者愿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帮助。政治动机也发挥了部分作用：中国开放后，西方国家想让北京进一步疏远苏联，遂慷慨提供资金和技术，并接纳中国学生和游客。
地理和种族的同质性对中国改革的意义亦无法忽视。由于稻田耕作的性质，包产到户等政策让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而在以旱地为主、只适合采取机械化耕作的苏联，这是很难实现的。与少数民族人口过半的苏联相比，汉族占93%的中国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苏联由于不断扩张疆域，新纳入的少数民族一直存在抵抗情绪；相比之下，中国对其大部分疆域的统治长达千年，也没有通过占领反抗其统治的邻国进行过度扩张。
非但如此，中国的统治阶层从国家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中国乃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苏联领导人一直觉得自身大大落后于西欧各国。再者，中国大陆与周边区域——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具备某些共同文化特征，后者的现代化转型可以更便利地作为榜样。
然而，不管中国具备哪些内在的固有优势，邓小平还是在关键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人截然不同的选择。首先，他始终坚持共产党的权威，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其他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孙中山乃至蒋介石一脉相承。
同时，邓小平懂得务实地面对需要做出的改变。1978年，他确信党的很多干部，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发迹的人，是不足以领导现代化事业的无能之辈。但他并未将这部分人直接清除出党，而是悄悄地将其赶下了最重要的位置，从而避免了内部分裂，使党能够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邓在为高层岗位选拔人才方面十分用心，而且鼓励中下级干部也这样做。各级领导班子选定之后，则会赋予其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促使其进取。
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法规、训练有素的人员乃至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邓小平的策略是步步为营，不搞“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因此，他授意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相对稳定的基础，同时允许市场发育，使民众获取经验并逐步适应。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在于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世界全面开放。苏联领导人对允许外国人在本国办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学生去海外留学。实际上，邓的一些同事也担心外国人及其做法会把中国搞得“晕头转向”，但他相信中共足够强大，能够对事态加以控制。邓大力支持派遣官员和学生出国，翻译外文书籍和文献，欢迎外国顾问来华。他认为，外国公司搞不垮中国经济，出国的人依然愿意帮助祖国。
中国巨变式的改革进程，并不完全是由邓小平启动的。邓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程度大大超过了前任。无论经历何种挫折，他一直掌握着扩大开放的主动权，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信念传播给国人，运用复杂的政治技巧披艰克难。
摘自《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1月第一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