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人质外交”往事

    中英之间的“人质外交”之所以没有导致出现像美国和伊朗那样最终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特殊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国内情绪，努力保证外交的稳定；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奉行“沉默外交”，没有对中国施加相对严苛的制裁。而谈判双方当时也完全准确理解了彼此的想法。

    在漫长的外交史中，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使馆人员长达444天是经典事件，直至今天还有人指责美国政府外交团队的无能。而国际外交史上另一段互相扣押人员的经历却鲜为人知，这段经历的主角是英国政府和成立仅有二十年左右的新中国政府。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中英关系专家Chi-Kwan Mark在《外交与治国》杂志（Diplomacy & Statecraft）撰文，梳理了这段历史。

    他认为，冷战之中，中英既非朋友，也不是敌人。两国之间有很多互不赞同的地方，但又有很多共同利益。面对外交危机，他们之间的互动体现了特殊时期的外交技巧，同时体现不同政治文化间外交互动的有效做法。

    1967年夏天，受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影响，香港社会发生动荡，引发全球关注。在极左外交思想影响下，中国于5月18日关闭了在上海的英国代办处，将外交官集中到北京。7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中国驻香港官方新闻机构一名记者，以煽动罪名判处两年羁押。中方随即软禁英国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

    8月，形势急转直下，港英当局继续扣押中国新闻记者，而中国部分极左势力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伦敦政府随即控制中国代办处，并派警力监视，导致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方冲突。两国“人质外交”紧急展开。

    当时，英国在国际上奉行“沉默外交”，并不希望卷入激烈冲突，而中英双方当时的贸易状况不错，所以英国没有孤注一掷与中国断交。

    此时，中国问题专家、英方驻中国代表霍普森向伦敦发出建议，希望英国“示弱”。首先，霍普森建议伦敦做出善意姿态，争取中方信任。他强调中国人重“面子”，既然英国先在香港抓人，就应该先“服软”，这样中国也会相应让步。其次，霍普森和英国外交大臣都认为，这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高层反对冲击英国使馆的行为并对此纠责，关系缓和的窗口已经打开。

    英国随后放松中方人员在伦敦的活动范围限制；而中国也通知霍普森将解除对英方驻京人员限制。事实上，中方高层在8月份情况恶化时就希望缓和中英关系。周恩来将冲击代表处称为极左行为，毛泽东也表示这是“坏人”所为。

    中方此时取消了所有英国外交人员签证，这种情况下，英国外交官无法出境，实质上成为“人质”，而中国驻英人员，包括外交官和新闻工作者和也受到同样待遇，困在伦敦。

    于是，谈判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外交官的签证；另一个是记者格雷获释。霍普森清楚地看到，格雷事件的原因是港英当局扣押中国记者，与另外两名中国记者在伦敦遭遇签证问题的情况性质不同。所以，签证和格雷两件事要分开解决。因此他建议解决中方人员，包括新闻记者和银行工作人员的签证问题，主张“一步一步来”。

    但英国外交部负责远东事务的官员认为，中国的主张没有考虑英国立场——换句话说，没给英国面子。英国外交部人员担心，解决了中国记者的签证，但格雷依旧受羁押的事实可能会引发公众和议会强烈反弹。所以，英方给予中国外交官签证，但没有取消新闻机构的签证限制，主张格雷事件与签证问题“相关联”。

    正如霍普森所料，中国没有因为英方让步而解除对英国外交人员的签证限制。霍普森再次急电伦敦，建议在解决格雷事件前，先“搞定”外交官们的签证。霍普森建议伦敦向公众表示，不会撤出代表团，只是替换人员，这样就可以避免民众认为政府“抛弃格雷”。

    就在英国政府准备做出让步、港英政府也答应了中方探视被捕记者的要求时，中国政府却没有履行承诺，仅仅对6名低级别外交人员颁发签证，没有任何一个签证给到高级外交官头上。究其原因，美国航空母舰“企业号”此间访港，这一举动被中方视为利用香港作为基地侵略越南的行为。

    英国政府走出一步“硬棋”，联合多达26个国家声明支持英国对外交官的权利要求；中方在压力之下让步，包括霍普森在内的高级外交官于8月份获得签证，合法离境。

    英国外交官离开中国后，两国谈判桌上剩下的任务就是解决格雷事件。一些英国外交官认为，要从中英大局考虑，不宜过于压迫中国政府，要给中国“台阶”，释放在押香港的中国记者，换取格雷自由。但反对者认定，香港殖民安全最为重要，不能随意释放。

    在这期间，英国媒体舆论对格雷事件疯狂介入，他们认定格雷没有享受到合理生活待遇，担心他的健康。向港英当局施压，要求其在安全条件好转的情况下释放中国记者，以换取格雷的自由。最终，英方在内部达成妥协，港英政府放弃增加刑期的准备，而为了香港司法稳定，也不考虑提前释放中国记者。

    1969年10月4日，随着最后一名中国记者即将在随后一天释放，格雷在北京恢复了自由，并在4天后离境。中英两国的“人质外交”宣告结束。格雷认定，自己被“两个无耻的政府当成了抵押物”。但分析师指出，无论如何，正是两国政府的努力才导致他获释。

    这段“人质外交”将当时的中英关系带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同期的经济联系没有受到政治影响，1969年是两国贸易额自1950年以来最好的一年。甚至在联合国中，英国还是投票支持了让中国易于夺回联合国席位的方案。

    研究者认为，中英之间的“人质外交”之所以没有导致出现像美国和伊朗那样最终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特殊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国内情绪，努力保证外交的稳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国奉行“沉默外交”，没有对中国施加相对严苛的制裁。谈判双方当时完全准确理解了彼此的想法，英国外交团队也充分利用了舆论给伦敦和香港当局施压，中英的谈判方案远比美国伊朗“高明”。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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