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公司刚公布了年度晋升到合伙人与总经理职位的人员名单,这些职位报酬丰厚,是公司终身合作伙伴,可就任者中女性仅占14%。
《福布斯》杂志的赫莱茵·奥伦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也许高盛(及其他银行)通过晋升,或通过煽动一种使女性员工难于做好工作的氛围,公然歧视女性员工。魏斯曼更新了他的文章,并认可了这种可能性,他在文中说:“高盛性别歧视案将通过法庭给出说法。”
在投行业风起云涌的1990年代,我曾就职于高盛。那是我离开大学后的第二份工作,我希望为经济学学位增色,也希望能挣足够钱来支撑我刚起步、但抱负远大的作家生涯。我并非是能给公司带来丰厚回报的业务骨干,而是一个编辑——这基本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甚至任何一个英语专业的人,只要能学会那些金融行话,就能做这个工作。
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记忆有可能是错的。但在性别歧视案中,指责高盛在公平薪酬与晋升方面的“敌意与边缘化”,对我来说似乎还记忆犹新。
该案援引了一个1997年的事件——我还在高盛的时期,其中一个原告称,在一次高盛赞助的赤裸上身俱乐部的外出活动后,她被一名同事强奸——是的,赤裸上身俱乐部,是的,由高盛赞助。这些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不在这个圈子中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厌恶女人的文化,在这个圈子中有多么正常,尤其是像高盛这样总是因为“优雅”的声誉而自豪的公司。
品评女性初级分析师是否性感,是例行公事。分析师们自由出入编辑部没有门的办公室,就像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编辑这个职位卑微地下,就像《唐顿庄园》中洗碗的女仆一般,每天簇拥的,要么就是莱昂·库珀曼这样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CEO,当年还是个零售公司分析师),要么就是比尔·杜德利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在纪录片《监守自盗》中露过脸,片子是关于高盛在经济危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大部分分析师都是男人,他们通常都随时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且从不质疑这些行为。他们的秘书(大多是中年白人女性),就像妻子一样为他们奉献,在年底时会得到一大笔奖金,新的裘皮大衣和钻石首饰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像镀金时代歌剧院。
大部分有名的分析师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可替换的零部件一样,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名字,肆无忌惮地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吃三明治,还一声不吭地把垃圾扔给我们。一次,一个分析师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用牙线清洁牙齿,当我阻止他时,他竟当众辱骂我。
我受到冒犯,却被指责缺乏社交技能,我得到了第一个不良记录(由于我的反抗,这个记录被删除了,但其实就是换了个词,说我不够服从命令)。由于触犯了着装方面的潜规则,我已处在观察期中:编辑及其以上的职位,不得在大厦中穿运动鞋(那些光鲜的秘书除外),就好像穿高跟鞋走上一两里路,是轻松的事一样。
事实上,女人穿高跟鞋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职业道德,跟儿越高越好。女人最被赞赏的着装是紧身套裙,脚上踩着一双跟儿和铅笔差不多的高跟鞋,摇曳多姿。我记得在一次公司的圣诞派对后,男分析师们开着车回家,而职位较低的女分析师都是徒步去坐地铁,她们当中半数的高跟鞋会被地铁里的格栅卡到。
甚至一些能力很强的女人也是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女人一直让我很疑惑不解——她是第一个突破重重阻碍,而被允许进入哈佛商学院的女人。
同事们告诉我,她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节节攀升。她也是一个倔强的高盛信徒,每天最早来上班,最晚下班。她似乎从不需要休假,除非她辩解,她曾出差到高盛在日本的分公司,从那里给下属带了一些樱花图案的围巾作为礼物:她的下属是那些有很高学历却最终沦为办事员的女人们。她的“女孩们”,她这样称呼她们,以一种深情却等级鲜明的口吻。
这个女人一定比男同事要聪明得多,才能有机会进入哈佛商学院,她不辞辛劳地为高盛工作,就仿佛高盛的成败几乎都要靠她了。据一些同事回忆,即使是在她与乳腺癌抗争的那段日子,她依然在办公室工作,有时会很疲乏,假发都歪到一边了。其中一个人说,有一次,她们甚至委婉地提醒她,将乳房假体塞回到内衣里。
当然,从我这样的小人物的视角来看,我对公司的内部运作一点也不了解(当时,高盛完全是合伙经营企业),令人悲哀的是,这个女人彻底为高盛奉献了自己的人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按照社交礼节的需要,每天穿着让人痛苦的4寸高跟鞋。
更让人感到难过的是,她还以她认为的体面方式,参与这种兄弟会文化,当男分析师让仅有的几个女分析师用新式吉列剃须刀修整腿毛时,她也跟着一起大笑。当那个女分析师修整完毕后,她甚至还用一张信用卡刮擦她腿上残留的毛茬,来让大伙儿高兴。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她把一切都给了高盛,但作为回报,每一年高盛公布的合伙人名单中,都没有她的名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在高盛能获得成功。即使以一种良性方式,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的巨大的男人世界。
1999年,当我的作家职业稍有起色时,我离开了高盛这个是非之地。不久,高盛公开募股,回报差不多是美国教育协会奖学金的一两倍。对于员工来着相当于中了彩票,即使是编辑这样低的职位。周围的人总是问我后不后悔?我也不知道,我曾经想过吗?我只知道,一些坚持下来的编辑现在很有钱。对我来说,我一点都不后悔。
刚才,我在谷歌上搜索了那个让我既好奇又痛苦的哈佛女人。她离开了高盛,目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家族企业工作。我在想,她是否后悔了——或者因为意识到那些她追求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得到,不管怎样,她也许正因为及时醒悟而庆幸。
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