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的勇气从哪里来

    官员财产公开，国情不同，进度自然也无法完全照搬。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民众对官员财产公开的诉求如此强烈，说到底还是因为在现代政治中，官员通过申报公开财产，接受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是国际惯例，也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诉求。

    在日前召开的广州市两会上，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成了热点人物。范松青建议“广州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并率先晒出自家房产。一位厅局级干部，住着72平方米的房子，范松青说，多一平米都可以没收。

    房产永远都是官员家产的“敏感区域”，从广州房叔的22套房产到郑州房妹的29套房产，再到陕西房姐在京的20余套房产，官员的房产“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已让网友伤透了心。在房叔房嫂们被曝光的同时，媒体援引中纪委的一份报告称：去年11月中旬以来，大陆45个大中城市出现一股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的新动向，其中官员抛售豪华住宅最厉害的是广州和上海，分别为4880套和4755套。

    与房叔房嫂们相比，范松青仅仅只有一套72平米的房子，确实有些寒碜。但是话说回来，范松青为什么敢率先晒出自家房产，他的勇气从哪里来？还是因为自身的清白。回头看房叔房嫂们，若不是被偶然曝光，公众哪里能知晓他们坐拥如此多的房产？

    官员财产公开说了那么多年，目前仍停留在试点阶段，先是阿勒泰，后是慈溪，2012年底广东也确定在珠海横琴新区、广州南沙区和韶关市始兴县，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示的试点。但是，试点再多，如果没有大规模铺开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非山寨版），再密集的反腐也是大跃进式的，因为土壤尚在，腐败的种子随时可以萌芽，房叔房妹还有可能层出不穷。官场的环境是共性的，试点的意义只是在于完善流程设计，试点了这么多年，这个目标恐怕早就实现了。但让公众无法释怀的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始终不见质的飞跃。

    而在官员财产公开方面，我们邻居的行为或许值得借鉴。2012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一项关于俄政府官员申报财产收入的法律修正案。根据该法律，政府成员应该申报自己、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收入及财产。修正案于今年1月1日起生效，不过自2012年1月以来完成的交易也被列入申报范围。如果当年交易数额超过俄政府成员及其配偶前3年的总收入，该成员要提交自己、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收入信息，其中包括购买土地、其他不动产、交通工具、有价证券及股份的交易。该法律修正案还规定，如果官员的消费超出了收入水平，那么用超出部分购买的物品将被法院没收充公。

    在国内官员财产公开蹒跚不前时，韩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常常被公众奉为典范。防止以权谋私，1981年韩国制定了《公务员伦理法》，规定了公务员财产登记与公开制度。经多次修改后，现在，韩国4级以上公务员都要进行财产登记。而在一些特殊部门，诸如税务、会计等，范围扩大到了7级以上。按照该法，公务员须从财产登记义务发生日起1个月内，通过公职伦理综合情报系统，向所属部门登记财产，并每年定期申报变动情况。

    官员财产公开，国情不同，进度自然也无法完全照搬。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民众对官员财产公开的诉求如此强烈，说到底还是因为在现代政治中，官员通过申报公开财产，接受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是国际惯例，也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诉求。

    必须看到，虽然官员财产公开没有整体推进，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反对这项制度。2011年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曾指出，高达70%的被调查公职人员认为应当公开其财产状况。即便在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老百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来判断官员的消费水准是否和他的收入相匹配。如果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监督的目标不够具体，你今天觉得这个官员的消费水准和他的收入不相配，我发现那个官员不相配，这很容易给民众留下一个泛泛的印象——我们的官员在财产收入方面都有问题？这样的空泛印象也很容易误伤清白的官员。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视野中持续不断的对官员财产公开的诉求，一方面是反腐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保护“好官”的需要。在这些清白的官员心中，他们会认为自己没必要为少数贪腐官员背黑锅，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贪腐的。可是，假若连公开财产的勇气都没有，公众又凭什么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