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前24个年头一直居住在印度新德里,这个城市的性侵犯事件发生之频繁,犹如家常便饭。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每一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
从小,我就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我尽可能不独自外出;走路时双手交叉护住胸口,避免与他人有眼神交流,低头快走。在穿过人群时用肩膀撞开前边的人,并且除非有车接送,否则从不晚上出门。当其他地方的女孩们都开始穿新款好看的时装,我仍穿着大两个尺码的衣服。至今,我都因为怕给自己带来危险,而不敢穿过于暴露的衣服。
即使我已长大成人,危险仍然存在。胡椒喷雾并不管用,我的那些来自中产家庭的朋友们,无论上学还是工作,都随身携带大头针或者其他什么防身的家伙。有个人甚至随身带着匕首,并且劝我也这么做。我拒绝了,因为我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气过头了,会乱用那把刀,或者被那把刀弄伤。
性骚扰仍在发生。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混聚在大街上,看见有女性走过,就会冲着她们大叫,吹口哨,或者唱北印度语电影歌曲,利用歌词的双关语进行调戏。更有甚者,还会上前磨蹭过路女性的屁股。
威胁无处不在,不仅仅只发生在公共场所。还会发生在我供职的著名杂志社所在的办公大楼、医生的诊所,甚至朋友聚会上。
2012年12月16号,23岁的女孩和男朋友在德里的一家商场刚看完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准备回家。他们上了一辆看起来像是小巴的车,紧接着女孩被车里的6个人轮奸,并遭到了残忍的毒打。巴士是一个幌子,凶手们也毒打了女孩的男友,并把他们抛出车外,让他们等死。
年轻的女孩并没有受到上天的眷顾。她刚看完一部关于幸存者自我救赎的电影,就发生了这样的不幸。在德里,在这个有着歧视妇女丑陋习俗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们走上街头,不顾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的阻挠,坚定表达着自己的抗议。这是印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反性骚扰游行,并引发了全国大游行。
为保护受害人的隐私,她的名字并没有公开,但她的照片上了电视。她的脸是一张标准的印度女人的脸,人们终于看清女孩的生命是如此脆弱。
在我26岁的时候,我搬到了孟买。一个被广告、金融包裹的大都市,孟买对付性骚扰案件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从文化角度上看,孟买与德里相比,更国际化,更包容。在孟买,我得以开始利用公共交通独自在红灯区进行报道,或者晚上去郊外做采访。这比在德里时要好太多了,我很庆幸孟买有相对安全的公共安全环境。
而那个女孩,一定也有着自己的梦想,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可她永远不会有机会搬来孟买了。在12月29日早上,距离事发13天后,她离开了我们,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
印度有专门针对强奸案件的法律;公交车上有妇女专座;各种机构都设有女性办公室;还有妇女求助专线。但这些措施与种姓制度、歧视妇女等传统相比,显得如此单薄。传统观念认为强奸的最坏结果,就是使得受害人嫁不出去——解决办法就是嫁给强奸者。
这些传统观念不只是什么墨守的陈规,而是公开宣扬的“准则”。就在这起轮奸案发前的几个月,政治家们还在把强奸案数量增加的责任,归咎于妇女使用手机,并独自外出等原因。“不能因为印度是自由国家,就可以让妇女晚上外出。”国大党安德拉邦主席Botsa Satyanarayana如此说道。
情况不是不可改变,公众必须要及时上报强奸及性骚扰事件,必须进行调查,法院必须加快审理,不能再一拖数年。在德里,2012全年有600多件强奸案被报道,只有一件定罪。如果受害人相信她们会得到公平对待,就会站出来揭露罪犯罪行。如果潜在强奸犯知道他们犯案后果的严重性,他们将不会随意地在大街上拉扯妇女。
公众的抗议,媒体的报道,都使得这起强奸案成为一个转折点。我们无奈地发现,遇害的少女与许多其他受害者相比,已经幸运得多了。只有少数受害者会得到正义的对待。她可以得到医院的治疗,她的陈述被倾听,6名罪犯都悉数被捕,并以谋杀罪起诉。如此快的效率,在印度简直闻所未闻。
当我们回顾这起案件时,其实要关注的并不是罪犯的做法有多残忍,而是因为这起案件如何引发了公众的反思。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