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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中国独立纪录电影至今已走过了22个年头。文津·清影·放映是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发起的影像放映计划，2009年以来有超过150部纪录片上映。放映之余，清影工作室抓住机会采访导演，记录他们与观众交流的瞬间，最终成就了《清影纪录中国》——国内最大规模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访谈录。在这套丛书中，处境各异的导演们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读者：纪录片的使命绝不是无动于衷地再现，它同样需要创作，需要被注入价值观，是一门艺术。
自由创作是成功的前提
访谈对象：书云
1982年就读北大英语系，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国际关系，拍摄的《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秦始皇》、《长城》等均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
参映作品：《西藏一年》
问：我有两个问题。您说您在拍这部片子前没有观点的预设，但立项时肯定要通过有关部门审查，它们有什么意见？会不会影响您的拍摄？第二，这部片子是一个独立制作公司投资，BBC购买播映权，中间又有跟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合作，我想知道您在片子里是什么角色？
答：有位老师说，《西藏一年》就像是做了一份社会调查问卷，对今天的西藏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记录。说到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真的很感激我们政府的官员，其实他们有一百个理由不去做这件事，他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英国的独立公司，他们确实是经过了非常慎重的思考，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和立场。他们已经看到在西藏的宣传上需要改进，那是在3·14事件以后，他们已经意识到西藏的宣传方式要有新的突破。
当我们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提出想法，他们对我进行了很仔细的考察。批准制作这个片子之后，我们在西藏拍摄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直到片子播出，我都没有见过国新办的官员。据我所知，他们没有对我们说可以拍什么、不可以拍什么。如果说《西藏一年》算是成功的话，能够独立和自由地创作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关于我个人在片子中是什么位置，有个故事。我1991年从北大毕业后去了趟西藏，有个尼姑一天到晚在庙门口拨转经筒，她一定有许愿的理由。我问：你的愿望是什么？她说，她要变成一个男人（需要经历七重轮回），然后变成一个僧人，再经过好几世，变成一个觉悟的人，这就至少得经历十个轮回。她反问我想干嘛？我说想做片子。她说，待一辈子啊，一辈子才这么短，你还有好多生命、好多时间去干别的。你想，我们的生命观、宇宙观有这么大的不同，价值观该有多大的不同？所以，当时我没有一点勇气做片子。
从此以后，我每年都去西藏。走得越来越远。2005年那次，我确实感到了震撼，这种震撼是一种发展，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消失。以前在公交车上，人们聊天、念经、喝青稞酒，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而现在的车上就是两个录像，左边是好莱坞电影——是个近乎全裸的美女，右边是香港武打片，血流成河。全车人都不知道该向左看还是向右看，全是很惊讶、很享受的表情。其实在藏传佛教中，性和暴力是最忌讳的东西。
我没有本事也没有义务去了解西藏的过去，或者展望它的未来，我能够做的就是用影像去记录今天的西藏。我的这个片子，大家看到的是五个小时，其实我们拍了四百多个小时，最初就不是为了拍一部片子，而是为了给今天的西藏留下完整的记录。《西藏一年》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制作，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支持，但政府并没投资，经济上受到的影响很小。
导演要学会超越道德感
访谈对象：穆肃
原籍河南，曾流离于北京、广东，后任《文化周末》主编，《东莞日报》记者，创作的电影剧本《麦田里的守望者》获2010年度“夏衍杯”创意电影剧本奖。
参映作品：《寻子》、《纹身》
问：我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您觉得您的拍摄会对他们（纪录片主角）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个是：您如何取得对方的信任，拍摄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答：纪录片和剧情片的最大区别就是你不可以去导演，不可以按照设定好的东西去拍摄。先回答后一个问题，纪录片最大的障碍就在这里：如何解除被拍摄者对你镜头的戒备感、陌生感甚至强烈的被侵入感。你要很真诚地跟他们交流，告诉他你拍什么、想表达什么，越真诚收获的回馈越多。其次就是需要时间，让他对你足够熟悉。如果你今天早上刚见他，下午就要扛着机器拍他，那他在你面前就是演戏的、做作的，是很不自然的。第三，电子技术的发达为我们拍纪录片提供了优势，就是说你的摄像机小一点，对他造成的干扰也会更小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拿着一个手机相互拍来拍去，已经习惯了这种现象。如果你扛着大机器，他就会一下子感觉好庄重。他也想庄重，一庄重就僵硬。
第一个问题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道德感和职业操守。拍《寻子》的时候，我每天看他们生活得那么艰苦，吃最便宜的饭，住最糟糕的旅馆，好几次想伸出援助之手，让寻找过程更顺利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干涉了这个进程，它就不是完全真实的，所以尽可能地按照一个很职业的身份去拍摄。
拍《饥饿的非洲》的那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就是因为受到“为什么不伸出援助之手”的谴责而自杀了。纪录片导演面对很多社会不公和弱势群体时，心情很矛盾；有个朋友后来不拍纪录片了，他放下摄像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每拍一个对象，就要过那个人的生活，与他一起笑、一起哭，很痛苦。他道德感太强了。拍摄纪录片时一定要道德感轻一些，职业操守强一点。我觉得我在拍摄过程中，还是跟他们保持了一定距离，尽可能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当然最后还是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弥补这种道德感的缺席。
大家都被时代洪流裹挟着
访谈对象：王清仁
热浪纪录片工作室创办人，2002年以来参加拍摄的作品包括《军训营纪事》、《喧哗的尘土》、《合唱》等。
参映作品：《博弈》
问：《博弈》这部片子上升到了社会焦点问题，是吗？
答：我对底层人的生活比较感兴趣，特别是农民。开始觉得开发区的农民生活应该是比较好的，后来走近了他们，发现反差非常大。（遭遇征地拆迁的）农民一下子失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又不是城市居民，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待遇、没有房子，是一群失去身份的人。利益集团和政府的牵手，让他们的身份和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
片中的老太太把三个儿子的房子都置办好了，好不容易生活好起来了，结果一下子拆了两个儿子的（房子）。她的老伴儿得了半身不遂，房子一拆她也病倒了。这个家庭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没人接纳他们——农村非常忌讳：住在我家，可能还死在我家。
农村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一个村庄的历史大概有几百上千年，近三十年来变化最大的也是乡村。我们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代价是什么？是农民。包括在城市打工的，四五十岁回去，都是一身病，现在又没了身份……特别是他们失去了住房，居无定所，这种空间的变化就会在人内心激起巨大的波澜，这就让我思考人和空间的关系。
有的人迷失了，那位老太太失去了思考，赵俊东那样的硬汉也被摆平了，不愿意跟村民交流了，这位曾经的村民领袖如今成了孤家寡人，他没法面对乡亲，空间改变对他的伤害是可以看到的。村官受到的伤害也很大，他们很快学会了政府的一套工作方法，而且炉火纯青，从双面人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状态，甚至家庭都面临问题，比如那个书记后来离婚了。政府失去的也很多，让老百姓觉得你是不可靠和不可信的，你说的话、你公布的政策没有实现。
这些角色都是悲剧人物，他们也是为了GDP，为了上级老板，为了任务搞政绩。大家都被裹挟在这个时代洪流里，在经济大革命的浪潮中，所有人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敌人”。人和空间的关系，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都是我想在片中表达的结构。
摘自《清影纪录中国》丛书之《算命》、《再见乌托邦》、《活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主副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