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恐怖分子，别把谈判之路堵死

    对政府来说，“绝不与恐怖分子谈判”是否是不可动摇的信条，哪怕牺牲人质也在所不惜？在联邦调查局服役30年的谈判专家加里·内斯纳就此有自己的见解。

    在政府领导人当中，“恐怖主义”这个字眼往往会激起强烈的憎恶。这种反应通常与墨守陈规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在探讨营救策略前，人质被劫持的事实并非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了解恐怖分子的企图。我承认，如果这些家伙的要求是政治方面的，局势会非常棘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谈判的余地。1990年，我们没有向非洲的一伙恐怖分子支付赎金，而是提供药品，最终令人质安全获释。有时，灵活的策略比一味强硬更有效。

    不幸的是，许多官员并不理解恐怖主义团伙之间的细微差异，一听到“恐怖分子”，就认定对方肯定有政治企图，因此必须做出毫不妥协的反击，不留任何回旋余地。这种“万全之策”并非对绑架者真实动机的最佳回应，反过来限制了我们自己灵活行事。事实上，大部分人质并不关心劫持他们的是普通罪犯还是恐怖分子，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只希望被尽快解救出来。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做任何合理的事情，以便实现他们的愿望。

    美国的法律并不禁止家庭或企业在绑架案中支付赎金，问题在于，如果绑架者被列入了国务院的恐怖分子名单，支付赎金就违反了“不得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援助”的规定。而在我看来，这条禁令绝不应该成为阻止家庭和企业营救被扣押的亲人或雇员的障碍。

    “9·11”事件后，官方政策发生了急剧改变，官员们相信只有军事打击才是应对恐怖主义的正道，一再声称坚决不和恐怖分子谈判——俗话说得好，如果你手握大锤，就往往会认为任何东西都是钉子。然而，即便我们强硬到底，也不能确保公民在海外免遭意外。

    我同意政府不应当与恐怖分子妥协（个人和企业不在此列），不过，这并非如通常理解的那样：政府可以完全不和恐怖分子磋商，抑或谈判。如果仅仅因为对方是恐怖分子而非普通刑事犯，我们就觉得有必要表现得异常强硬而拒绝沟通，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我注意到，美国军方曾在伊拉克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们与极端势力接触，甚至向部分人提供金钱，从而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因此，我要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国家，拒绝向恐怖分子做出重大让步是我们一贯的政策，但是，我们需要和他们沟通。

    在2002年的莫斯科剧院事件中，俄罗斯政府采取武力行动打击恐怖分子，129名人质死亡；2004年的别斯兰学校事件中，当局如法炮制，334名人质死亡，其中包括186名儿童。单纯依靠强力摆脱困境的想法是危险的，哪怕局势不容谈判，我们也决不能放弃。

    诚然，为了解救个别人质而向恐怖主义团伙支付赎金，会刺激对方实施更多的绑架。但是，我们有其他办法吗？我们忍心看着人质在丛林中经受数年折磨或者被杀害吗？一言以蔽之，在绝大多数绑架案中，不支付赎金意味着人质永远无法重获自由，事实就这么简单。在我看来，我们首先应该关注人质的安全，之后再考虑积极追捕嫌犯，将那些家伙送上法庭，甚至动用军事力量予以惩戒。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惩罚恐怖分子的欲望蒙蔽了自身的判断力，导致我们意识不到其他策略。拒绝谈判根本不能消除问题。

    如今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依然真切，必须准备好多种手段应对这个长期性问题。最近，索马里海盗在中东水域横行。在这些场合，基于对人质的保护，我们或许需要先支付一些赎金；之后应该立刻实施全面军事行动，让海盗们尝到苦头从而停止猖狂之举。谈判和军事行动可以共存；采取谈判作为应对手段，不意味着这种努力是在纵容恐怖主义。

    这些年，世界对美国的正面看法急剧衰退。外国民众认为，美国佬充满了傲慢和漠视，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我们亟待意识到，细心聆听他人，承认其看法的价值并规划合适的策略，能够让我们更积极地施加影响力；别人对世界的看法或许有所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错的，或者他们是对的，仅仅是一种需要我们理解并部分承认的想法而已。

    □摘自《FBI危机谈判术》，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