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译故我在

    优秀的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工作堪称一门不亚于原创的艺术。

    “世界上根本没有‘优秀的翻译’，最好的翻译往往犯错最厉害，因此请盯紧他们！”

    “哦，该死的翻译，不要鸡奸我们！”

    头一句话出自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有趣的是，获得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改变了对翻译的态度：“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真理，翻译是文明之魂。”

    第二句出自米兰·昆德拉。他向来对翻译不屑一顾，就像蛇无所谓蜕下的皮。据说，他特别喜欢对着外文译本挑三拣四，花掉的时间几乎和写作的时间一样多。

    翻译果真是项卑贱的职业吗？事实上，大部分作家能够容忍翻译用另一种语言重写自己的作品——那正是翻译之本质。有时，作者和译者因这项工作产生私交，个别人甚至迸发出爱情！诚如一位前辈所言：“翻译的工作更微妙、更有启发性，是更高层次的写作。”

    我翻译过一些中国小说，视这些作家为朋友。一是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二是因为对方从不回避对其作品的质疑。莫言就是这样一位宽厚的人，即便在凭借《红高粱》于上世纪90年代初声名大噪之后，他对译者的赞赏依然不亚于我们颂扬他的原著。他很清楚，中英文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非常乐意向我解释其文字间隐晦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然而，作家都渴望自己作品的外文版完全具备原著那样的影响力，这种渴望常常夹杂着对翻译本质的无知，甚至对翻译的蔑视，结果招来后者的报复。

    1981年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时，一名留学生提起，他当年在中国时，曾参与把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译成汉语：负责人手里只有一本英文原作，索性把书撕成许多份，分给班里的学生，每人一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不就是翻译嘛！”

    图书不同于戏曲和音乐，从付印那一刻起就固化了。但是，作品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就必须用异国文字将其内容替换，对译者而言，要点在于如何解构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典型的例子是“磕头”这个词。一个人磕头可能是出于崇敬、惧怕、懊悔、感激或其他原因，翻译必须擅长捕捉各种不同情境里的特定感觉，才能无限接近作者本意。

    每当有人问我为何选择如此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就会告诉他：我热衷于阅读中文，又热衷于用英文写作；我热爱这份事业的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热爱创造性和忠实性之间的冲突。意识到自己同时在为两种文化贡献力量，我倍感满足——换句话说，我译故我在。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