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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余年来中国快速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加剧同时发生的现实，已经使大部分中国人将“社会发展与社会不平等有必然因果关系”这一观念，内化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逻辑。这种观念内化不仅使国人在对社会不平等问题严重不满的同时，依然对其抱有较高的容忍度，更减弱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社会秩序进行改革的欲望。
社会发展水平与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却少有人研究。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谢宇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中国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成果于2012年9月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上。
2010年，斯坦福大学Martin Whyte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公众对当今国内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但同时又对其有较高的容忍度。谢宇团队的研究为这一“怪象”提出了解释：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一被广泛接纳的观点，为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提供了正当化理由。
研究者运用分层系统抽样方法，在北京、河北、青海、湖北、四川、广东六地回收了4583份有效问卷。较大的样本容量和严谨的抽样方法，使这一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受访者被要求为中国、日本、巴西、美国、巴基斯坦五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不平等程度打分。研究者希望揭示的，是这两套打分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受访者对五国社会发展程度的打分，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给出的数据高度一致，这说明中国民众对五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访者对五国社会不平等程度的认识十分有限，与世界银行给出的基尼系数相距甚远。
既然人们对这五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的真实情况不甚了了，他们是如何对其进行打分的呢？
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受访者在完成这一问题时，会根据他们已知的各国社会发展状况，对社会不平等程度进行推测。而推断的结果如何，自然取决于受访者如何认识社会发展状况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数据分析表明，受访者普遍推测：一个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其社会不平等程度也越高。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社会发展程度高，因此便推断其不平等程度高。
研究者同时注意到，不同样本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也很明显。虽然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发展程度与不平等程度呈正相关，但也有少部分人持截然相反的观点。
更深入的分析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坚实的论据。在受访者对五国发展程度的全部排序类型中，美国>日本>中国>巴西>巴基斯坦、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日本>美国>中国>巴西>巴基斯坦、日本>美国>巴西>中国>巴基斯坦这四种类型最为常见。受访者对五国社会不平等状况的五种最常见排序，则与上述排序完全相同，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受访者给出的答案完全相反。
那么，中国公众是如何形成以上思维定势的呢？研究者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国迎来了经济腾飞，社会不平等程度也急剧增加。这两种现象的同时出现，使大多数民众自然而然地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有着互为表里的紧密联系。但与此同时，政府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这三十年对民众的思想教育，依然保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就使得一部分民众仍然相信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平等。
研究者还发现，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越可能认为社会发展水平与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这一发现与研究者之前给出的解释是一致的：年龄偏大的受访者，自然受“毛时代”思想教育的影响较深。另外，收入越高的受访者，越可能认为社会发展水平与不平等程度呈正相关。这一发现也与研究者之前的推理吻合：高收入群体更可能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受益者，自然更倾向于将这样的社会结构合理化。
研究者总结认为，三十余年来中国快速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加剧同时发生的现实，已经使大部分中国人将“社会发展与社会不平等有必然因果关系”这一观念，内化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逻辑。这种观念内化不仅使国人在对社会不平等问题严重不满的同时，依然对其抱有较高的容忍度，更减弱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社会秩序进行改革的欲望。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