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幸福了吗？

    “日常生活”的政治正在取代充满激情的大政治，领导人关注的焦点是小民的点滴生活，这也是对“民主”的一种践行。近代以来，中日韩三国经历了革命与战争的淬炼，暴力与意识形态相互叠合，让政治充满了激情与悲剧。日常生活政治的兴起，让政治变得琐碎无聊，而这何尝不是国民的幸福之事呢？

    中日韩三国的换届进程已经完成，虽然明年朴槿惠才会入主青瓦台，但新任领导人们已经开始担当起治理国家的职责。新官上任，中日韩领导人关注的都是国民的幸福问题。看似些微的“小民”问题，实际是政治转型的风向标。唯有真正关注国民幸福的国家，才可真正成为“民国”。

    朴槿惠在胜选后，作为总统当选人发表演说，其中提到，“尽可能发挥大韩民国所隐藏的实力，实现每个国民的幸福和100%的大韩民国，这是我的梦想和希望。”这与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就职演说”异曲同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安倍晋三胜选之后，便强烈要求将CPI提高到2%，以此来刺激日本经济。

    虽然2012年的东北亚局势并不稳定，钓鱼岛、独（竹）岛、朝鲜火箭试射都让地区局势出现震荡。即便如此，中日韩领导人关注的焦点，还是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从中折射出一个简单的道理：内实而外强，只有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和谐，才会在外交方面游刃有余。

    领土问题不断，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依然如期举行，经济主义成为遏制冲突激化的无形之手。在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是国民幸福的重要保障，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好的收入和工作，意味着更好的发展前景。中日韩三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日本经济自上世纪50年代起飞，韩国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快速增长，而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破裂后，陷入了慢速甚至“失速”的状态，劳动力流动的渠道受阻，年轻人的幸福感下降。安倍试图以金融财政政策点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日本国民提供幸福的理由。

    朴槿惠希望践行“大韩民国”的理念，发挥国民的潜力，关键在于能够打破财阀政治对韩国政治经济的“绑架”。财阀经济的模式起源与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当政期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以政府的强制力量进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政府主导下，大企业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让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大财阀的过度发展让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朴槿惠承诺，将以和解和均衡各党派政治势力的政策，来根除在过去半个世纪出现的分裂和矛盾，使人尽其用。

    中国经济增长在2012年整体下行，不但跌破了8%这个长久以来坚持的底线，而且还在第三季度跌破7.5%。中国经济经过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速增长的阶段。中国新领导人强调实现更加公平的分配，治理贪污腐败，满足人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等各方面的需求。以公平正义的分配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的巨大挑战。

    中日韩政体形式有别，但是新领导人却不约而同地将执政目标指向国民幸福，这意味着东北亚政治形态的深刻转型。“日常生活”的政治正在取代充满激情的大政治，领导人关注的焦点是小民的点滴生活，这也是对“民主”的一种践行。近代以来，中日韩三国经历了革命与战争的淬炼，暴力与意识形态相互叠合，让政治充满了激情与悲剧。日常生活政治的兴起，让政治变得琐碎无聊，而这何尝不是国民的幸福之事呢？

    幸福了吗？这种问题或许看似很不严肃，但是要获得幸福绝非易事。幸福是个体的感受，幸福感因人而异，只有在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之后，幸福才可以谈起。中日韩三国都是经济大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政治经济模式带有浓重的权威色彩。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权威的滥用往往是对权利的压制，因此，厘清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至关重要。没有这一界线的捍卫，个体权利就没有保障。

    随着中日韩三国经济的转型，从重工业向创新型经济的过渡，个人的自主权、创造性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日本经济的低迷根源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僵化，政府权力过大，创新机制不完善，在新一轮产业转型中没有引领潮流。当苹果公司大赚的时候，日本的索尼、松下却持续亏损，前者获得了智能的红利，后者则在制造业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由此可见，幸福不仅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未来中日韩的竞争或许将会转换为：幸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