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不懂美国人

    关注了20年像北约扩张和弹道防御导弹这样的重要双边问题，政治分析家尼古拉·吉洛宾近来忙于向俄罗斯一无所知的年轻读者们，解释美国人为何要请未成年人看孩子。

    在俄罗斯，孩子们是被祖母带大的，如果祖母没空，同一辈的对危险有高度警惕性的女性就会顶上。让普通俄罗斯母亲把孩子交给当地的青少年看管，就像是要求她们把孩子交给一群野狗一样。

    当然，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对俄罗斯人来说都很古怪，就像吉洛宾在他400页的书中记录的那样，“美国——怎样的生活！”

    铁幕破碎20年后，普通俄罗斯人还是对美国人吃些什么，怎么付房贷的信息如饥似渴，真是件怪事。出乎吉洛宾的意料，他今年才出的书已被重印5次，而出版商已在催促他出第二辑了。

    通过一位人类学家对美国郊区客观的考察，吉洛宾描述了美国人和陌生人谈论怀孕，晚上不拉窗帘的奇怪习惯（俄罗斯人喜欢用窗帘，把自己和邻居偷窥的眼睛隔开），为什么美国人不说谎，为什么他们不喝不加水的酒，为什么他们热爱法律却蔑视他们的领导人。

    “所有俄罗斯人都想知道，没有了意识形态掩盖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吉洛宾说。他作为克里姆林宫非正式的顾问，在美国陆续生活和工作过20年。“最初我以为必须关注重要的议题，结果人们最关注的是最基本的生活。”

    他不是第一个做这样尝试的俄罗斯人。在1935年，讽刺作家伊利亚·伊洛夫和叶夫根尼·彼得洛夫，进行了横跨美国的公路旅行。他们的书《一个美国的故事》描述了美国人的热诚（“美国人从不说言不由衷的话”）、他们的土气（“对新鲜事物几乎没有好奇心”）和无处不在的广告“追着我们走遍美国，说服我们、哀求我们、劝服我们、命令我们，来咀嚼他们口味丰富、无法比拟、一级棒的口香糖”。

    那本书在出版时，“十月革命”胜利还不足20年，因为没有专注阶级斗争，此书成了反革命作品。

    吉洛宾写书时，正是国家控制的电视台将美国看成国际流氓之时。吉洛宾用他软性的方式建议：俄罗斯领导人多了解美国人会有好处。“我在华盛顿时，经常有公众人物来求助，‘希望了解这个人和那个人，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写道，“我很难告诉他们，在美国，多数情况下问题不是这样解决的。”

    吉洛宾在圣路易斯和华盛顿生活过，在中产阶级中找到了多数欧洲人没有看到的答案。读者一直询问他生活在封闭的小镇上是什么感受。大多数俄罗斯人都住在人口密集的公寓楼内，孩子们都在开放的公园疯跑。俄语中“封闭的小镇”就意味着危险和可能受伤害，无处可逃。“美国人认为和别人保持距离更安全。”他说，“俄罗斯人的观念是，当你和人群在一起时，才是安全的。”

    他描述了“祖父和祖母美国在社会制度中的完全缺位”，和俄罗斯女人在50多岁和60多岁时还在忙着带孙子不同，美国妇女“忙着过她们自己的生活”，而美国家庭中的不同代际则“在成员间保持距离”。而且美国人从不雇佣朋友当律师和医生，因为私人关系和职业关系必须划清界限。他写了很多页关于“隐私”的问题，而这个词汇在俄语中根本就不存在。他说，美国人在排队时，人与人的距离至少有4英尺（约合1.2米）。

    “如果让美国人到俄罗斯来排队，美国人肯定会晕倒。”他写道。“对美国人的每一次触碰，都可能是威胁了他们的私人空间。所以在美国，不成文的规定是，不会拽彼此的手肘，也不会在想吸引人注意时拍人肩膀，他们也不会像兄弟那样‘熊抱’。”

    吉洛宾已不敢和美国人一起喝伏特加了，有一次他和一个美国朋友一起喝了一瓶伏特加，结果朋友4天都没有清醒。他表示，尽管美国人总是不修边幅，但连续两天穿着一样的衣服上班，却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他们在日常活动中都操着大嗓门，但到了表达愉悦和悲伤时，又变得沉默。

    “你不能在半夜突然出现在美国朋友家门口，拿着一瓶伏特加，向他倾诉你的麻烦，并寻求支持。”他写道，“俄罗斯人在问题达到关键点时才解决问题，那是我们国家的风格。而美国人则努力让问题不达到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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