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迎来20周年了,不过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却有消息称,现在使用短信的人越来越少了。照理,短信这种通讯形式不应该流行——谁能料想到,全世界数亿人愿意不辞辛劳地使用微小的手机数字键盘打出字词?然而,短信不仅相当成功,而且帮助定义了一代人。
我12岁时发现短信,它是我长大成人的数字见证。我仍记得,当我听到手机发出清脆的“哔哔”声时的那种激动,那是在通知我,又有哪个我倾心的男孩主动联系我了。我青少年时期几乎每一件大事,都通过文字讯息传达。我会几小时地等待,接着分析,那些短信的内容,甚至花更多时间,试图想出一条迷人但不失冷淡的回信。
作为十几岁的年轻人,短信这种通讯方式,让父母很少有机会偷听你的恋爱;你也不用拖着长长的电话线,经过厨房门,走上楼梯,只为了跟伙伴们说说悄悄话。我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好管闲事的成年人纠正语法。
有时候你会放下架子,给自己的父母发短信,告诉他们自己在哪儿,但他们老是把“lol(大笑,laugh out loud)”解释成“许多爱(lots of love)”,因此总是招致嘲笑,而有些网站甚至说发短信造成代沟。
发短信造成了一些人的道德恐慌——比如对“色情短信”的谴责、伦敦骚乱中短信的作用备受诟病,有人说危机时应关闭通讯网络。当然,一直存在短信被用来干坏事的情况,比如沙特利用短信系统追踪女性行动,此事遭到国际社会狠批。同样,我所在的学校觉得有特权决定我们穿什么、到哪里去,很不幸,他们引入了这样一种机制:如果你上课,他们就会发短信给你妈妈。
不过,打从问世以来,不起眼的短信就见证了过去20年里的一些大事。9·11恐怖袭击时,纽约人发短信传递他们看到地标建筑倒塌时的震惊——“看窗户外面”,那些抵制技术进步潮流的人应看看“阿拉伯之春”,那是大众媒介如何改变世界的例子。
但是,短信一直被用于无关紧要的个人事情。无论是告诉父母自己是同性恋,还是告知上周一夜情让自己得了性病,发送文字讯息定义了我们这一代人彼此的关系,它可以使我们道出现实中当着别人的面,绝不会大声说的事情。俗话说“纸不会脸红”。有人在醉醺醺或绝望的情况下,给被列入“不发短信”名单中的意中人发去讯息,由此看,显示屏幕的好处也是不会脸红。
作为一种媒介,短信完全属于我这一代。它产生了自己的礼节、语言形式和风险,比如新近流行的“老爸的意外色情短信”。没错,即时通讯是有后来者——但“推特”太公开,太受限制,除非是跟凌晨4点钟酒醉的短信炸弹相比较——但根本不是一回事。短信可能很适合安排一场狂欢,但如果你不想理会某人,结果短信铃声提醒他们,你已阅读了他们的讯息(编者注:当使用者阅读了“推特”上的信息时,“推特”会给出相应提示),那就糟糕了。
另外,你可以永远忽视某条短信,我的一些男朋友就爱这么干。当我想到我发向空中的那些转瞬即逝的讯息,那些从我喜爱、仇恨、喜欢和害怕的人收到的短信,我知道我会为短信伤感的。没准还会掉几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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