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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解决不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又无法给第三世界国家公平待遇，建立“世界政府”的设想，终归只能是列强的一厢情愿。
古代，每隔那么几辈人，就会冒出一些野心勃勃、企图统治全世界的家伙，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凯撒大帝……这些征服者的名字为我们耳熟能详。中世纪以后，欧洲新教徒认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参加“三十年战争”的目的是创立人间天国，以加快审判日的到来。
又过了差不多两百年，拿破仑逆风而上，企图凭借自己的威势统一欧洲、使这片大陆“标准化”。1812年从莫斯科败退时，失意的法国皇帝蜷缩在马车里，眼见周围的士兵纷纷倒下，问外交大臣为什么所有统治者都反对他。大臣委婉地回答：“陛下，那是因为他们害怕您，那些欧洲国家对一个万能的君主政体感到恐惧。”我们知道，当时的俄罗斯沙皇指责拿破仑是反基督的家伙，奇怪的是，直到今天，“反基督”仍是贴给鼓吹大一统政府者的标签。
诞生之初就带着歧视的基因
由于战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武力建立大一统政府的想法如今已走进死胡同。退而求其次，建立一个相对温和的跨国联合体，在多样化而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有可行性吗？
过去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英美等西方大国致力于打造国际联盟、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欧盟等超国界团体。同时，国际关系专家们一直在争论，有没有可能或有没有需要赋予这些国际团体更多实际权力，以及，应该授予它们多少权力？
在新书《统治世界》中，马克·马索沃探究了拿破仑之后200多年的人类历史，对普世理想和大国实用主义政策间的矛盾冲突加以解析，展示了无数人试图推进的、锻造一个更美好的——至少是更稳定的世界的努力。可悲的是，这些努力全部以失败告终。马索沃冷酷地告诉读者，国际机构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完全取决于那个时代的大国施舍给它们多大的权力。尽管如此，他至少为那些关心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的人提供了美味的精神食粮。
马索沃从1815年欧洲同盟的创立写起。然而，该组织实质上是各国为寻求势力均衡、确保不出现第二个拿破仑而订立的保守派联合阵线，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各国领导人千方百计地镇压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希望让君主制安享太平。
国际主义在这种环境下逐渐成长。其主张者认为，文明的民族有资格建立各自的单一民族国家，个人为履行民族的责任和义务，则会暂时把自己的利益搁置在一边；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并假设单一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会形成“民族神圣同盟”。这也是后世的人们痴迷于建立各种国际团体的思想根源之一。
不幸的是，这种理想中的国际主义是建立在19世纪的假设上的，它在潜意识里认定欧洲及其在北美、澳洲的殖民地比别的国家和人种优越，中国、土耳其被认为未开化，应当被文明国家教化；更下等的是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的民族，他们被看成野蛮人，无论怎样都无法取得合法地位。19和20世纪之交，战争法明确排除了据说是“不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助长了“帝国主义特色的大屠杀、空袭和大规模羁押”等“注定在法律支配范围之外的冲突”。
强国无信义，弱国无约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这种两分法——列强单方面制订行为准则，却要求其他所有人遵守——相继感染着国联和联合国。国联订立了一套托管制度，令殖民主义继续大行其道，只要列强把它当成推行文明的使命就行。结果，“每个有关的人都是快乐的，惟独不包括被托管区的民众”。联合国也有“托管领土”一说，如马歇尔群岛，其中有些岛屿被美国当成了原子弹或氢弹的试验基地，在反复的蹂躏下变成了无人区，有些已经完全人间蒸发。
国联和联合国在遏制战争方面的表现也不称职，如果列强之间不协调，它们根本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国联纵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也没有进行任何干涉，至于联合国对朝鲜的行动，完全是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存心“放水”的结果。
第三世界的愤懑终于让列强吃到苦头。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和太平洋上新独立的国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力压倒了西方，踢开了华盛顿倡导的国际规则。而今，中国、印度、巴西和更多第三世界国家以自己的方式纷纷崛起，把旧体系的假定踢进了冷宫。
马索沃的书给西方人留下的更多是不安。他总结道，“统治世界的想法成了白日梦”，现在，欧盟、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利己主义”愈发不受待见。他不得不为此哀叹：“今天的跨国组织身上全然看不到基于共和精神的品格。”如果想拥有一个基于最广泛利益的国际团体，全世界人民必须重新寻找“某种新的共同信仰，以便重塑未来”。
美国《华盛顿邮报》
关于作者：马克·马索沃，美国作家、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欧洲史。他在牛津大学学习过古典文学和哲学，之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洛尼亚中心研究国际事务。现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成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史中心主任，经常在《金融时报》、《卫报》、《伦敦书评》、《国家》和《新共和》等报刊杂志发表关于历史和时事的文章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