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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若干年前，我还是英国《金融时报》媒体编辑时，就常与一位叫戴维·卡梅伦的人打交道。当时，他在大型广播公司卡尔顿任公共关系高管。后来，这位卡梅伦先生当上了英国首相，而我一直没怎么挪窝。
因此，如今面临的前景令我有些不安——我的这位“老对头”正打算通过一条新规，限制所有英国新闻从业人员（包括我在内）的写作内容。
卡梅伦刚刚接到上诉法院法官莱韦森递交的关于英国报业不良风气及不当行为的报告——特别是关于鲁珀特·默多克旗下《世界新闻报》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了一些名人以及一些无权无势的受害者的私人电话，现已停刊。预计莱韦森法官最终将提议采取某种强制性干预措施，以驯服这只“舰队街上的怪兽”（指英国新闻业——译者注）——尽管没多少人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措施。
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处在英国宪政史上一个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如果卡梅伦等政界人士处理不当，英国可能被打回新闻业需要政府发放许可证的时代。那种许可证制度早在1694年就已被废除了，而该制度被废除近100年之后，美国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限制言论自由（即新闻自由）。
面对这种对新闻业的干预，任何记者（或任何受影响的公民）肯定会本能地反对。正如首席法官去年所说：“我们有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些自由权利，我们能否继续行使、甚至这些权利能否继续存在，都有赖于司法独立以及媒体独立。”
不幸的是，一切或许已经太迟。默多克和理查德·德斯蒙德旗下一些记者的劣行已激起民愤，人们已经不相信媒体能够自律了——最后一点耐心也已经耗尽。德斯蒙德旗下的《每日快报》和《每日星报》曾反复暗示一名失踪儿童的父母与绑架案有关。
不过，事情其实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危险。英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设计一种机制，既限制新闻业滥用自由，又增强（而非限制）新闻业的自由，并将这种机制写入宪法。这个设计过程可能会遇到很多陷阱，但产生一个不错的结果是可能的。
毕竟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恶法。第一修正案是法律，英国2005年通过的《宪政改革法》也是法律。《宪政改革法》首次明文规定了司法独立性，并改变了法官任命的方式。以上两部法案都限制了政府及议会的权力。
这是报业（以及数字新闻媒体）改革必须面对的一项大考——如何保持独立性、自愿性和有效性。
独立性原则是不言自明的。任何法律，如果允许政客以“平衡”或保护隐私的名义对大众媒体施加影响，那么就是糟糕的法律。这类法律最终会导致出现前苏联的情形，这样的事情已屡见不鲜。
同样，我们也不能让监管权继续掌握在那些新闻大亨手中。这些人资助并主导了目前的新闻监管机构——英国媒体投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办过一些好事，但它没有权力、也没有意愿去与新闻业内最丑恶的行为做斗争。没人会再相信一份小报的主编能够自我监督。
要保障自愿性原则是因为，强迫所有机构顺从一家监管机构，这种制度非常接近政府许可证制度。如果有政府对试图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建立自己标准的媒体（比如美国《纽约时报》）征收巨额罚款，那么该媒体将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自愿方式也令任何出版商——不论规模大小、是网媒还是纸媒——都能将自身置于受监管的框架中。强制方式则可能会导致新的监管机构“挑选”出版商。如今各种团体和个人都能发布消息，媒体越来越碎片化，强制方式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这些媒体为何会自愿接受管制？德斯蒙德最终离开了英国媒体投诉委员会，并表达了他对其他小报老板的鄙视。不过，只要有足够的激励措施，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德斯蒙德和其他人会愿意回来的。
接下来再谈有效性。对同意监管者提供哪些激励，关于这一点已经有许多提议，比如授予他们某种标记、方便公众辨识，或为他们提供税收优惠。不过，最好的激励是对受侵害一方的投诉进行廉价而有效的仲裁。这样不仅简化了流程，而且财务上的风险要小得多，受益的不仅是无钱上法庭打官司的个人，也包括出版商。
如果还能对侵犯隐私（和其他违法行为）是否违反公众利益进行判断，这种仲裁机制将非常有吸引力，事实上，冰岛已实行了一套类似的制度，并已赢得广泛的支持。当然，全世界类似德斯蒙德之流，可能不参与这套制度，不过经过了莱韦森调查这件事之后，他们这么做就要冒被社会抛弃的风险。
可能还需要再次修宪，好像2005年那次一样。要将宪法修改为允许法庭将仲裁结果纳入自己的考量，并像保护司法独立那样确保媒体的独立性。正如《泰晤士报》总编辑詹姆斯·哈丁上周建议的那样，这种新机制应该由法官来监督，而不是由政客监督。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主编们可以起草自己的法律，而不是拒绝任何改变，这样他们会获益更多。此外，只要法规存在，这种制度就很难推翻。这种做法还可以防止卡梅伦“手伸得太长”。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