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眼里的穷人

    古罗马下层人民的生活可以低到尘埃里。

    懒鬼和落魄的人成群结队地坐在廉价小酒馆里，用酒精掩盖他们的痛苦。除了议论那些二轮战车追逐赛的明星们（相当于古代坐在车上玩的足球），他们惟一的娱乐就是争吵和赌博。他们弓着后背坐在赌桌旁，从他们抖动的鼻孔中，发出可怕的喷气声。

    不用说，这段关于罗马穷苦人喝酒赌博的画面描写，并非出自穷人之手。我在这里几乎原文引用了公元4世纪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塞林努斯描绘罗马帝国首都社会状况的文章，他显然属于上层社会。

    为阿米阿努斯说句公道话，他对于社会精英也作了犀利评论。“他们是那种前一天还对你大家奉承，第二天就翻脸不认人的家伙。他们为了豪华晚餐大肆挥霍，这成了罗马帝国的特色风格。他们的身边总是环绕着成群的阉人侍者。”

    但他眼中下等人的举动，正反映了从古至今富人对于穷人的幻想。我猜阿米阿努斯从未涉足罗马普通酒馆，也从未想过他的描述中明显的不合逻辑之处——如果这些人真的穷困潦倒，他们怎么有钱去酒馆通宵豪饮呢？

    至于赌博，这是典型的双重道德标准。罗马精英们热衷于赌博，皇帝克劳迪乌斯甚至写过一本怎样赢得掷色子的书，凯撒大帝公元49年跨过卢比肯河时说的名言“Alea iacta est（色子已经掷出去了，意为木已成舟）”，就是来自赌桌的启发。

    然而一旦穷人表现出了对赌博相似的兴趣，精英则开始恐惧地冒冷汗，并开始担忧道德的崩塌。总体来说，高贵的罗马人没时间关注穷苦的罗马人，无论是自由民众还是奴隶。尽管这些高贵的人毫无疑问地有点害怕这些穷人，他们常称穷人为“暴民”或者平民。

    无论使用怎样的称呼，富有的罗马人强加给穷苦同胞行为不端的批评，与我们今天听到的批评极端相似。

    首先，穷人总是被指责滥用提供给他们的服务——这里指的不是政府福利，而是富人的捐赠。

    阿米阿努斯厌恶地指出，穷人总是终日躲在剧院的遮蓬下面，而遮蓬本来是为让那些来剧院的罗马观众，不至于在烈日暴晒下观看演出。他愤怒地指出，“居然有人住在这里！”

    大概他没有意识到，这些躲在这里的穷人，再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可去。不然，怎么会有人有家不回，反而在遮蓬底下过日子呢？

    剧院的遮蓬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阿米阿努斯的悲叹与现代社会对于“福利骗子”的抱怨，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的母亲亲历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创建年代，她总是记得在上世界40年代末50年代初，媒体上充满了人们利用医疗体系配两副眼镜或者两副假牙的消息，并指责他们削弱了国民经济。她总是说，“要两副假牙有什么用呢？难道是留个备用的，防止其中一个丢了？”

    最新的议论是穷人不道德地靠多生孩子，来获取每年几千镑的国家福利。我猜真的有些人在这样做，但相比于道德课，这些批评者更需要学学家庭经济学。

    生育的过程包含着不确定性、疼痛、责任和大笔花销。认为大量的人通过这个途径赚钱，是一个多么本末倒置的想法啊，至少我没听说很多女人愿意这样做。

    另一种惯有的、让人不舒服的谈论比自己不幸的人的方式，是将他们分为好的穷人和坏的穷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描写“卑鄙的穷人”时，就是径直将他们与“可敬的普通人”作了对比。他谈起尼禄大帝的死，认为只有那些肮脏的穷鬼、浪费者和种族主义的暴民，才哀叹他的死亡。可以推测的是，那些“可敬的普通人”就是那些欢迎加尔博皇帝新政权的人。

    这样的分类今天还存在。19世纪闻名遐迩的分类是“有功劳的穷人”和“没有功劳的穷人”。我们对于“有功劳的穷人”的称呼是“勤奋工作的家庭”。所有党派的政客永远在电视和广播中展示这个虔诚的短语，就好像他们被告知不能脱离那个固定的形容词，只说“家庭”一样。

    也许我是特别不容易受到暗示的人。但每当我听到他们说这个词组，我都特别同情那些不负责任和懒惰的人，还有那些独身没有家庭的人。难道就因为没有孩子，就不值得政客们花时间来关注吗？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更严肃的论点。首先，并不需要多少政治智慧就能知道，如果你把一些人当作“没有功劳的”对待，他们很快就真的变成那样。

    此外，还有一个关于人类进化的小问题。想到我们比1500年前的阿米阿努斯时代进化了一些，总是一件好事。在某些方面，当然有进步，现在的富人身边已没有成群结对的阉人侍者了。

    如果我们关怀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努力工作，难道不也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吗？如果我们能优先关怀那些反社会的、胖子、吸烟者、肮脏的穷鬼就更好了。

    恐怕我们还没有做到。

    □英国《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