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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台湾政坛主流中，没有族群党，没有宗教党，也没有阶级党，因此除了选举场合之外，并没有社会分裂之虞。因此，选举时政客们等于是利用儒家的群体文化，人为地在台湾制造分裂，强迫儒家文化下的选民把对方想象成是叛徒、外敌。
美国选举结而未束，闹出有几州的选民不满选举结果，竟然要闹独立。这本来是被殖民母国东拼西凑出来的后殖民国家才有的事。没想到在帝国的内部也出现，是帝国的公民在一代接一代的各国移民大举移入的情况下，要求独立。帝国的后殖民化趋势，已经是益加不可回避的课题。
后殖民国家总是与母国维系千丝万缕的依赖关系，最深一层就是因为价值替换而摧毁了在地文化。殖民地闹独立，是为了抗拒殖民国家入侵，但法律独立之后，文化却不能独立，继续在心态上接受原母国的殖民。
而帝国，是所有殖民母国公推的共主，也就是今天的美国。殖民地与美国这样的帝国之间的物质与文化关系，远远超过各个后殖民国家与其邻国的关系。从现代化与独立伊始，不但是帝国人移往殖民地，殖民地人更大量移往帝国，川流不息。
隔代遗传下来，帝国内部的构成愈来愈像后殖民国家的构成，亦即各色人种与宗教团体的杂居，并导致立场迥异如塞缪尔·亨廷顿、阿瑟·施勒辛格等人都同感危机。其结果，更在这次美国的换届大选中，出现所谓白人基督教已失去美国的恐慌感。
过去美国的选举文化中，有一个曾经是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透过建立对选举程序的认同，来成就一种公民民族主义，超越不同族裔的隔阂。这是因为程序本身的平等与公正颇能取信于不同种族或宗教的前后移民，成为所有公民的人身保护依据。
在个人化的公民身分保护之下，任何少数民族都愿意接受公民化或个人化的选举文化所洗礼。当选民站在个人主义位置看问题，无异于是同意每一个人的族群认同是自己的选择，则即使选举结果不符人意，也不会有族群遭到否定的危机感。
现在愈来愈多的二代移民服膺各种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价值，又与自己所从出的后殖民地母国过从密切，导致美国的范畴日益模糊。在帝国学术界的时髦趋势之一，就是歌颂这种文化混杂，号称是在地世界化与世界在地化。
但正因为如此，1990年代就有选民开始怀念或想象自己是主流的美好年代，对不熟悉的各种宗教与文化杂交，非常害怕。四年前，有色人种首次获选总统之后，恐惧程度变本加厉。这时候，基本教义提供了他们重新反省的视角，导致如今选举就成为我群与他群之间的斗争场域。
帝国内部的基督教原教旨所驱动的新选举文化，与儒家文化养成的选民有所不同。比如，在深受儒家文化所教养的台湾，自始很少有选民会认为投票就是代表自己个人的政治偏好而已，而且也不会认为只是代表所属的特定族群，而会想象自己能代表台湾全体。
换言之，台湾的选民不是所谓公民民族主义理想中那种将族群身分个人化的选民。台湾选民习惯站在全体位置思考自己，因此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属的大群体中，还存在有其心必异的不同族群存在，故每逢选举，候选人与他们的支持者，便自居全民代表。
大家都自认为是全民代表的话，怎么会有不同的候选人呢？在选战激烈时，选民当然容易陷入台湾被分裂的焦虑之中。实际上，台湾朝野两党支持者的组成，在宗教、族群与文化上雷同。
台湾政坛主流中，没有族群党，没有宗教党，也没有阶级党，因此除了选举场合之外，并没有社会分裂之虞。因此，选举时政客们等于是利用儒家的群体文化，人为地在台湾制造分裂，强迫儒家文化下的选民把对方想象成是叛徒、外敌。于是乎，本来不是敌人的选民，因为选边不同，便反目而视若仇雠，大有去之后快的排斥感。比如，早年国民党指控对手是为中共张目，如今民进党反指控国民党是中共同路人。
好在在儒家文化下，选后可透过各种拉关系的手段弥补缝合，毕竟大家原本在亲缘与地缘关系中，网络繁复而密切，也容易弥补，便不再有强烈的对抗需要或相互威胁感。这种选举造成人为族群斗争的假象，与世界各地因为原本的族群分裂利用选举搏斗，情况不同。
现在，怀念基督教原教旨的帝国的保守选民则认为，自己代表的本来就应该是特定群体，不是全体，不包括殖民地来的移民与他们的后代，遇到后者一心争作全体的主流，他们便要压制异族。
过去在殖民地，因为母国与帝国人士的来到而要争取独立，如今在帝国，却反而因为前殖民地人士的来到，也要争独立。不过，无论有无选举，这些群体就已经分庭抗礼，从选举外斗到选举内。
至于帝国的政治，不像儒家文化那样容忍异己的共存，能靠着仪式与面子，平时整合了不同殖民文化的遗绪，并勉力支撑选举所撕裂的社会。没有儒家文化的帝国，一旦在社会构成上殖民地化，选举就只能是加深撕裂，而不是整合。
帝国的殖民地化，是历史的讽刺，也是后现代史的开端。帝国的学术界把后现代描述成浪漫而和谐的多元文化，继续自居中心。但是在实践上，后现代的政治并不和谐，也不和平。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