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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梅说，没有人想要的产品是卖不出去的，公共外交领域也是如此。加强公共外交、改善中国在欧洲的形象，中国政府应对外界批评以更加自信的方式回应，宣示态度的同时也应解释自己的理由，以及为什么西方的批评流于片面或是可信度不高。
中共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被视作政府的外交新举措。此前，中国政府已经在公共外交领域投入巨资，这些外交活动效果如何？
欧洲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点地区，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和孔子学院等机构在近些年惹人眼球。不过，欧洲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形象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欧洲学者卢卡斯·库里梅撰文指出，中国亟需改善其公共外交方式方法，扭转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并以此推动中欧关系发展。
欧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将左右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决定，还将影响其国家政府对华政策。因此，中国推进对欧公共外交刻不容缓。另外，随着《里斯本条约》生效，一贯对中国持有强硬立场的欧洲议会，权限不断增大，中国仅仅加强与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联系已经不足以掌控中欧关系。
从欧盟角度看，在2008年中欧关系因尼古拉·萨科齐会见达赖而倒退之后，欧盟提出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两大“支柱”外，强调中欧文化和人员交流的“第三支柱”，以此作为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政府在欧洲组织多样活动，包括讲座、辩论、文化和外交交流以及国际传播。但库里梅认为，这些活动没有明显改善中国在欧洲的负面形象。欧洲人说起中国，提起的还是军事力量扩张、产品质量不佳、腐败、网络审查等等。
究其原因，库里梅认定，中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活动更多是以一种商业逻辑在运作，例如就中国的文化和对外政策大做广告。但是广告更多体现了口号，并不能解释文化、政策的内在原因和深入起源。
以西藏为例，欧洲人并不质疑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但中国在表达观点时，往往体现的只有政治声明，而没有具体说明理由。在欧洲人面前，中国官员往往怕说错话而不愿详细分析。看上去，中国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方式，在政府层面向欧洲施压，但欧洲国家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媒体的报道和公共舆论的形成。
库里梅分析，中欧理念不同或是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中国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区别于欧洲的个人主义。中国在欧洲大举兴建孔子学院，虽然能够促进汉语教学，但孔子的理念却包含了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观点与欧洲人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例如，欧洲的社会团体往往是质疑政府的决策，而不是像孔子所说的与政府紧密合作。
以新闻传播为例，中欧双方理念不同凸显。中国的新闻理念是播出正面新闻，让人们“享受”生活，而欧洲的新闻则是批评和分析式的。在面对西方媒体时，中国一些外交官每每采取辩护的姿态，而非开诚布公的交流。这些差异都造成欧洲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进而影响中欧关系。
库里梅说，没有人想要的产品是卖不出去的，公共外交领域也是如此。
加强公共外交、改善中国在欧洲的形象，中国政府应对外界批评以更加自信的方式回应，宣示态度的同时也应解释自己的理由，以及为什么西方的批评流于片面或是可信度不高。同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放手民间交流活动，而不是所有层次的外交都主导介入，可能会增加欧洲人对中国的美誉度。
摆事实、促交流在各类外交活动中都是有效重要的方式。库里梅表示，事实上，中国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以及解决贫困的种种政策，是能够在欧洲民众眼中得到“加分”的。这些“加分”取决于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答卷”的方式。
对中国而言，形象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也是促进中欧关系、维护国家利益的题中之义。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突破种种外交难题的新途径。毕竟，虽然中方多次给欧盟施压，要求解决武器禁运、市场经济地位、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但欧洲政府均无力满足。面对欧洲民众的公共外交，并非是对中国政府强人所难的苛求，而是国家利益的“呼唤”。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